，每遇這種情形，我趕緊離開辦公室。
“哎，你的事情還沒有完嘛，不要忙著走開，我有不能讓你知道的事情，會叫你離開的。”總理表示理解地說。我只好站在原地待命，你不想聽也得聽。
是啊，周恩來一看就透，說話一針見血。周總理和鄧大姐確是信任我，否則也不會同意我到西花廳來工作。可是，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明確自己的職責始終只是保健醫生而不是別的，切不能因總理對自己的信任，我就在辦公室裡隨便起來，鬆懈了“保密紀律”。周恩來的辦公室無疑是機要重地，連鄧穎超都沒有一把辦公室門鎖的鑰匙嘛：我怎麼能隨便靠近辦公桌，任意掃描堆放在桌上的那些標題醒目的“紅標頭檔案”呢？
同樣，我認為能夠將電話直接打給周總理的，肯定不是小人物，也不是小事情，決不是一般家庭電話，老朋友間“道安”或閒聊家常。所以，儘管總理有過多次交代，但我決不會忘乎所以，以後再遇到同樣的情形，我寧願挨他的“訓斥”，也不敢大大咧咧、滿不在乎地呆在那兒聽他跟人通電話。
我依舊每每遇到類似情形，照舊馬上離開辦公室。周恩來的工作那麼忙，事情千頭萬緒，萬一他一忙乎卻忘了這檔子事兒——他身邊還有我這麼個人“戳”在那兒，他同別人通電話的機密內容，一不留神就讓我聽見了。他可以對此並不介意，可我就不該這樣做了。自然，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的人都要靠自己動腦筋，靈活處理現場情況。周恩來在辦公室裡通電話，我任何時候都應當迴避，除非總理吩咐要我呆在那兒。
我不能為這些小事情每次都要等總理發了話，我才走開啊。我是組織上委派來照顧周恩來的，不是來給他添麻煩的。我應該對黨負責，也對自己負責，頂多挨他幾句“訓”就是了。何況，鄧大姐在我初來西花廳時就交代明白：“恩來的工作太忙，他的脾氣急，有時他說你幾句，你也別往心裡去”我的言行應當符合她的要求。
不過，請大家千萬不要對此產生絲毫誤解，以為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人成天戰戰兢兢的樣子，那豈不成了人們常說的“伴君如伴虎”了嗎？其實，我這兒僅僅是說自己在初到西花廳工作時遇到的那種“特別情況”之下的心理狀態及處事方式而已。
一個初來乍到，不瞭解黨中央高層領導人的政治生活，不太熟悉西花廳情況和處事“規矩”的我，會遇事緊張，小心謹慎也是很自然的心態。這或許是自己神經過敏吧？那些在西花廳工作有了年頭的“老資格”們決不會像我那個樣子。不然，天天事事處處大家都那樣緊張、疑神疑鬼，還叫人怎麼活啊？！
“你不要這個樣子嘛，把我也搞得緊張了。”對此，周恩來曾這樣說過我。
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為適應西花廳的工作環境，我漸漸改進工作方法，再有老大姐和周總理值班室老同志的幫助，處事“穩重”了一些，不再那樣自己緊張、讓周恩來看著也緊張，工作亦比較順利一些。不然，你能在西花廳呆十年嗎？
“文革”初期的一天上午，周恩來同平常一樣，起床後到衛生間洗漱，警衛人員去忙於準備早點等事，我隨侍在側。
“昨兒夜裡睡好了嗎？中午不出去了吧？”鄧穎超關切地問周恩來。
“”周恩來沒有吭聲。
其實，鄧穎超由值班人員工作記錄本上早已瞭解這些生活情形，她也從秘書那裡知道當天的工作安排。
“我已讓老桂（廚師）給你準備了蟲草燉鴨子，我們好久沒有在一起吃一頓飯了，今天一起吃頓午飯吧。人家說‘少年夫妻老來伴’，我跟你呀，連個說話的機會都沒有”沒等鄧大姐往下說完，周恩來有點不耐煩了。
“哎呀，你在說些什麼啊？我們中午一起吃飯就是了。”話音剛落，恰好秘書敲門進來向周總理報告工作，我隨鄧大姐離開衛生間。這時，鄧穎超在剛進衛生間時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不高興地回自己房間去了。
當時，我在一旁看到這種情形，心裡同情鄧大姐，有點埋怨周總理，鄧大姐誠心誠意一大早到衛生間來向他“問早安”。她希望老倆口見了面能在一起好好呆一會兒，說說話，一起吃頓午飯。她想營造那種溫馨的家庭氣氛，才沒話找話的說了這麼幾句極平常的玩笑話。
周恩來成天忙於工作，白天常去國務院、大會堂、京西賓館或釣魚臺等處開會，參加外事活動或是找人談話，很少在家裡辦公。他起床後只要一離開西花廳，大多在後半夜，甚至第二天天亮才回家。大多數情況是，周息來忙碌了一天從外面回到西花廳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