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係，似乎就是如此。趙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殺宋，所以他就加意籌劃了。袁之連電邀請宋教仁入都，磋商軍國人事，顯然他還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兩極之間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覺。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甚為樂觀。他甚至在被刺之後，自知不起之時，還沒有懷疑是袁氏對他下此毒手，所以他還要上書總統（這在帝制時代便叫做上‘遺折’）作最後諍諫呢。書曰：
北京袁大總統鑑：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之‘遺折’頗有忠藎之忱，讀來哀惋。袁或無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為儲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或為殺宋之主要動機所在，亦未可知。果爾，則袁反為趙背殺宋之黑鍋矣，是耶？非耶？袁氏當時‘通令’自辯，也說：
共和國家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範圍。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經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實與法律違反者，不宜信口雌黃。須知刑事案件應侯司法機關判決。豈容散佈浮言，坐貽實禍？【見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報’】
他這話也有他的道理，讀史不能以人廢言也。而宋逝未幾，兇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幾洪述祖亦畏罪潛逃，趙亦淬斃，胡為乎而然呢？您說這是民初軍閥時代的政府下流嗎？蔣、毛二公時代，例子還少嗎？舉不盡了吧。縱在美國，甘乃迪總統是誰殺的呢？殺甘乃迪的刺客又是誰殺的呢？後來殺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誰幹的呢？
政治暗殺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難書的，不查個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當‘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現象。其實黃興所說的‘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這三大暗殺案，若從純法律的觀點來分析（如果讀者賢達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審員（jurors）），我們就很難確定袁世凱是真正的刑事犯。證據不足也。再者，朋友，我們的國共兩黨，一向都主張‘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走一個’（這話據說連陳誠都說過），則疑犯罪犯又何從分別呢？試看‘六四’運動時，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體阻擋坦克車的小神經、大豪傑王維林，今在何處？江主席說他躲起來了；找不到了。難服攸攸之口也。我們怕他是在‘錯殺一百’中，被公安部門一怒之下‘錯殺’了也。王維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膽大包天的一個小神經而已。一個偉大的共和國，連一個神經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過，那還是什麼個國家呢？我們倒希望江主席就此對老百姓有個交代才好。朋友，今日中國在世紀未，專制向法制轉型，已近最後階段，尚且如此，則生存在世紀初的專制時代，政客官僚的行為如何，就不難想像了。我們寫史者、讀史者，除掉嘆息之外，夫復何言？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過話說回頭，轉型原是一轉百轉的，連搞特務也跑不脫這項規律。胡適先生治紅學就曾說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來的特務。他底手段就是透過吟詩論文以結交南方的文人和藝人。另外還廣散金錢以救濟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爭取民心。袁世凱做了總統之後，他也派遣了特務來做南方的工作。
應夔丞顯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個特務。他的任務第一便是打探國民黨在南方的活動：同時也利用金錢收買文人，創辦報刊為袁氏宣傳。應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時任內務部秘書，由國務總理趙秉鈞直接指揮。應夔丞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幹部，他和武漢軍政府中的‘三武’（孫武、蔣翊武、張振武）顯然都是一夥的。迨張振武與黎元洪爭權，被黎騙往北京，並乞袁世凱代為殺之。袁其時正在拉攏黎氏，乃不問案情，便將張振武槍殺。張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凱，而與原先捧他上臺作‘開國元勳’的革命黨，尤其是共進會為敵了。他把共進會說成黑幫、說成匪類，要加以徹底解散和消滅。共進會的成員當然也把黎菩薩、偽君子，恨得牙癢癢的要加以反擊。應夔丞原是張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