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森所指出的，基督教教會在這方面的一些工作上帶了頭。西方人最熟悉的，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部分資助的在華北定縣的實驗，由生氣勃勃的基督徒晏陽初博士領導這項工作。政府在南京附近小心翼翼地展出了一個模範縣。這方面最有意義的先驅工作也許是學者梁漱溟在山東搞出來的。梁曾被蓋伊？ 阿利托確切地稱為“最後的一位儒家”。從根本上說，這都是些改良工作，目的在於給農民一些公民教育，提供一些公共衛生服務以及改進栽培作物和飼養牲畜的科學技術。
從事農村改造運動的人不久發現，經濟生活問題的根子深深地紮在社會和政治制度之中。要實現任何一種西方式的民主，必須首先提高生活水平。但提高生活水平又有賴於社會變革。例如，在定縣試行的科學改革所需要的經費大於農民所能提供的數額，而成立農民組織以支援當地改進工作，又須經官方批准。改良農作物會引起地租和土地租佃期的問題，增加識字人數則可能使人民大眾更多地發出不平之鳴。
總之，對中國農村舊秩序的任何一方面進行任何一項真正的改革，都意味著整個制度的根本改革。中國農村問題影響深遠，要求改革的壓力又很大，因此一些改良的行動似乎很可能會觸發一種導致革命的連鎖反應。
第11章 共產黨的興起
毛澤東生平的一些簡單事實似乎是難以置信的：在一個4 億人口的廣大國土裡，一個28 歲的人和其他十幾個人成立了一個政黨並在其後50 年取得了政權，組織和改造了人民，改變了山河——歷史上沒有見過比這更偉大的成就。亞歷山大、愷撒、查理大帝、歐洲所有的國王、拿破崙、稗斯麥、列寧——沒有一個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澤東，因為無論哪個國家都沒有像中國這樣古老這樣大。
事實上，毛的成就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我們注意到那些在他一生事業中達到頂點的幾股潮流：第一，中國人民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對西方人然後是日本人人侵，所作出的反應中有了新的高漲；第二，上層文人掀起了領導農民大眾改善生活的運動；第三，蘇俄透過共產國際輸人了它的革命理論和實踐，其中包括統一戰線的策略。孫中山只是在他事業的晚期、即他死前二年的1923 年，才得到共產國際的幫助。毛和他的同僚們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開始他們事業的。他們開創工作時還得到國民黨的幫助。
頭10年的起伏多變
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有奇特的相似之處。國民黨作為同盟會的後繼者成立於1912 年並接著受到袁世凱的排斥，在其後的10 年大部分時間氣勢暗淡，只是在它成立了16 年才開始執掌政權。中國共產黨在1921 年成立並於初期力圖取得對國民革命的控制權後，1927 年的分裂把它逐出城市，趕進華南的叢山峻嶺。它的最終勝利是在22 年之後取得的。它在野時進行了長期的奪權準備。
初期的國民黨領袖和共產黨領袖在社會出身上不如在籍貫上有那麼顯著的差別。孫博士的追隨者是城裡人，他們往往出身於商人家庭，因而出身於沿海大通商口岸、特別是廣州。共產黨裡有較多的人來自農業地區，特別是來自長江流域中部。後來，共產黨補充了真正農民出身的領袖，而國民黨卻沒有。他們之間的一個主要差別是年代上的。國民黨的創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舊時代成長起來。共產黨人則屬於戰時和戰後完全不同時代的幾代人，對新的壓力和新的思想十分敏感。參加共和革命的老一代人註定只能完成一半事業，而把現代中國可能做到的變革留給較年輕的一代更徹底地去完成，那是不足為奇的。
共產主義的吸引力。中國過去有若干方面便於共產主義的進人。儒家的傳統使現代學生感到他是優秀學子的一員，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思想原則，因此有權而且義不容辭地應該起來領導公眾事務。官僚階層壟斷了一切公開的政治活動，這種獨裁主義的傳統自然迫使反對派只能暗中組織運動。過去的叛亂通常都曾從空想的或救世的學說（通常來源於佛教，但在太平天國方面則帶有偽基督教的性質）中汲取鼓舞力量。一般人在沒有法律保障的情況下有舊家庭制度給每個人撐腰，而造反者則從結義弟兄的身上找到了代替家族的支援。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文學裡常常講一些為救援被壓迫者而仗義行劫的傳說。
中國現代生活的經驗加深了這種傳統趨向。由於農民的經濟困難日益顯著（即使事實上沒有不斷惡化）； 人們自然認為政府應當採取措施來進行補救。這項工作對個人來說十分艱鉅，必須首先由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