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樣他們就被正式列為朝貢之國。中國給他們指定某幾個口岸和市場。這樣，來自朝鮮的貢物和商貨是走陸路透過山海關的，來自琉球群島的透過福建，來自逞羅的透過廣州。當第一批歐洲人到達廣州時，他們也同樣被列人名冊，幾乎不知不覺地就變成了中國的朝貢萬邦之一。直到19 世紀，雖然西方列強派駐中國的外交使節已超過20 ，它們卻很少或者根本不採取什麼行動來破壞中國的朝貢制度及其所象徵著的優越信念。。乾隆皇帝仍然可以在1793 年致英王喬治三世的著名詔書中嘉許這位夷狄君王的“恭順”，而同時又拒絕互換外交使節或把英國商務擴大到廣州的範圍以外。
廣州貿易制度及其崩潰。舊日的廣州貿易，在其最興旺時期（約1760…1840年），是在中國朝貢貿易制一與歐洲重商主義之間一個暫行的折衷辦法下進行的。在拿破崙戰爭時期，重商主義時代留下來的最大組織之一，即以印度為根據地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擊敗了它在大陸上的競爭者，用廣州日益擴大的茶葉出口，進行英、印、中之間有利可圖的三角貿易。每年有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隊從倫敦開到廣州，在那裡，公司憑它的特許狀壟斷了英方的全部貿易，同中國方面一個類似的壟斷機構——約有12 個商號或“行”組成的特許行為——打交道。這些中國的商行代表朝廷官員負責辦理外貿和接待外商。外商方面則也須受各種規定的限制，例如限定他們大部分時間只許住在商館，不許他們進廣州城。這樣，在18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透過雙方的協議，儘管仍不斷髮生爭執，舊日廣州貿易在中外雙方所定貿易條款的限制下，卻證明是對雙方都有利的。
1833 年在東印度公司喪失了英國對華貿易的壟斷權後，西方的擴張、特別是自由破壞了廣州貿易制。這時在東方經營私人企業的，主要是以販賣鴉片的形式來到中國海岸的私商，這對私人企業的聲譽來說真是非常遺憾。這一歷史環境嗣後就一直毒化了中西關係。直到1917 年，鴉片主要由英印政府製造供應，為時達100 年以上，這肯定是近代史上持續時間最久的國際罪行之一。它是由英國、印度的私商運到中國的；也有美國人從土耳其販來，盡力搶這種生意。這些販子通常發現，中國商人和官員都渴望違反皇帝對吸食和輸人鴉片的禁令。結果是出現了一項直到1858 年為止的非法貿易，它受到英國、美國、中國以及其他方面商人和官員的公開縱容——它對英印財政來說十分可貴，不能不加染指；它對茶葉出口商來說，為平衡貿易所必需，決不能輕易放棄；它對商人以及腐敗的中國官員和直接銷售的商販來說，獲利豐厚，經受不起查禁。今天中國愛國者回顧起來，鴉片貿易完全是雙邊性活動這種說法不值一提，也不必去爭論它的罪惡是否超過販運非洲人去美國的活動。在中國，鴉片貿易仍然被看作西方商業帝國主義的一個典型象徵，它標誌著外國人的貪婪和橫暴，敗壞和剝削了一個並不傷害別國的民族。當時英國的人道主義就是這樣譴責它的。在1 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衝突的一部分：西方的擴張勢力與中國傳統秩序迎頭相撞。衝突是必然要到來的。鴉片造成了第一次衝突，儘管不是最後的一次。同樣，西方的勝利也是必然的。（至於那是否算作一件好事，就要看你對現代生活的想法而定了。）
在中國人看來，西方夷狄在身體特徵上怪模怪樣，一般都是行動粗魯，帶有羊騷氣。中國的土話裡把他們稱作“洋鬼子”、“大鼻子”或者“毛子”。明代正史裡還相當詳細地描述了葡萄牙人怎樣煮食中國小孩。19 世紀還有人以為教會育嬰堂裡用兒童的眼睛和心臟製藥。官員們覺得外國的外交人員詭計多端而不可捉摸，認為其性難測，“猶如犬羊為伍”。農村婦女通常遮住她的嬰兒，盡力避開外國人不祥的眼光，特別是他那照相機的邪術。總而言之，19 世紀中國所感受到的白禍比20 世紀初在美國掀起的黃禍來要可怕得多。
而且，由於白夷是從船上來的，中國人傳統的防禦戰略就完全被推翻了。海洋代替了草原的地位。中國的前線不再是長城或甘肅的玉門關了，卻是在廣州和上海了。年深日久的思想觀點也必須照此更改過來，但這不易辦到。
條約體系
1842…1860年期間由不平等條約所建立的法律結構，是英國人對清政府打了兩次戰爭之後強加給中國的東西。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是幹練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廣州徒勞無功地力圖查禁鴉片的行動直接引起的。鴉片是英國侵略勢力的命根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