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運用它。蘇聯的模式是重點發展重工業，但不適合中國國情。毛另闢蹊徑，採取疾風暴雨式的工業化政策，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和身體潛能，但事實證明行不通。然而，在他去世後，1978 年2 月中國提出旨在實現現代化的另一個浪漫藍圖——龐大的10 年計劃。它計劃引進外資、技術，大大擴大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武器產品的生產。該目標不切實際，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許多同國外簽訂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遲，因為中國缺乏付款能力。合資企業、經濟特區和其他的措施並不能彌補中國缺乏發達的基礎設施的缺陷，而這又是工業化迅速得以實現的基礎。
為了採取適度的速度，1982 年9 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再次把經濟放在首位，刺激生產：提高工人工資，允許私人企業僱用6 個人。在鄉村，允許農民在“責任制”下，獲得農業、副業收益，用此種方法，農戶同生產隊簽訂合同上交一定數量的產品，其餘的可在當地市場上出售。朝氣蓬勃的人們無疑會取得進展，可是集體制單位像以往一樣陷人絕境。這意味著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遠未確立。希望主要寄託於農業機械化及非平等的個人創造力。然而，國家的前景迥異於個人。中國的工業化進展儘管不大，但同已經達到工業化的日本和蘇聯相比，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果。1979 年中國的總產值（國民生產總值GNP ）是蘇日20 年前的水平。的確，1979 年的中國比1961 年的日本發了更多的電，生產了更多的鋼、水泥、煤和棉紗，也比蘇聯的煤和棉紗多。當然，眾所周知，CNP 的估計數字不僅依賴計算方法（例如，對服務業的估計），也同與美元的兌換比例相關。德懷特？ 拍金斯大致估計中國的CNP 是4000億美元。相比之下，1978 年美國的GNP 是21000億美元，蘇聯是12540 億美元，蘇聯日本是9690億美元。
在這一數字背後突出的事實是中國人口是日本的8 倍，是蘇聯的4 倍。這意味著中國在經濟上正成為一個大國（在軍事上是潛在的大國），而個人的生活水平的確相當低。但是，當它經濟持續增長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會提高。據中國公佈的經濟增長率，從1952 年到1979 年每年平均（以1978 年的價格計算）增長4？8 ％ ； 儘管它遭到政治革命的破壞。拍金斯預測假若沒有這一破壞，中國80 年代的增長率可能達到6 ％ （在12 年內CNP 翻一番），甚至可能達到8 ％ （在9 年內GNP 翻一番）。儘管中國有它的特殊情況，諸如能源、交通、技術能力，加上蘇聯式計劃體制的阻礙、官僚主義的無效率，以及農業必需投資的低迴報，即使考慮這些因素，上面的預測也是可能的。
即便如此，佔世界人口22 ％的中國1978 年外貿額不足世界外貿額的1 ％ ，比韓國和臺灣的外貿額少。中國是一個自古以來經濟自給自足的大國，很少有產品供出口。像茶、絲綢這樣的農產品很久以來就失去了國外的市場，旅遊業得到謹慎的鼓勵，能創外匯；中國借鑑日本、臺灣和韓國的經驗，利用低工資的技術工人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如電子器件；但是，中國作為後來者不能期望它的廉價的絲綢製品和其他消費品能輕易地大規模地佔領世界市場。假若中國的出口總體上比GNP 增長速度快，即一年增長10 ％ ，中國仍不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參與者。它的石油主要供應國內，同時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仍需要進口穀物。
中國的未來為2？5 億英畝的可耕田要養活10 億人口的問題所困擾。相比之下，美國2？34 億人口卻有4 億英畝土地可供種植。美國、日本和俄國的現代農業史並未給土地非常擁擠的中國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1850 年，美國的農民佔美國勞動人口的64 ％ ，每個農民可養活四個人的吃穿，如今，美國農業工人只佔總人口的3？1 ％ ，而每個人的生產可供應78 個人。這些差異在於機械化程度：從馬拉收割機到蒸汽聯合收割機、汽油拖拉機、可收割許多作物的收割機，以及用於灌溉的中樞噴灑器。在新大陸農業人口減少是可能的，因為大都市買了越來越多的機器，城市也不斷徵用土地建造房屋。日本和俄國自從19 世紀60 年代後經歷了類似情況，兩國人口都從70 ％的農村人口轉為70 ％的城市人口。中國至今仍是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70 ％以上。對於中國來講，假若2000年要達到像美國、日本和俄國一樣的城市化，要求45 個城市並且每一個城市容納2000萬人口，或者90個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