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下命令不許去唱歌，他很果斷。後來“文化大革命”給人家貼大字報，說周光召衝擊政治。當時政治部門有的人對他很反感，因為好多政治活動要開展他就阻攔。他說不能那麼做，我們的時間都給你擠掉了。
32歲的周光召運用大學裡面誰都學過的熱力學知識，從第一原理出發，用不等式論證出蘇聯專家的一個資料是錯的。不久，中國製造的第一臺計算機也用到原子彈的設計上。理論部的副主任、偏微分專家周毓麟帶領一批人編寫了原子彈爆炸前的總體程式，進行了力學模擬計算，計算結果與先前的九次計算相差不到5％。而且，十分巧合的是，他們在計算過程中，還真出現過蘇聯人提到的那個資料。有人分析，蘇聯專家給的這個資料可能是說錯了，或者譯錯了。周毓麟認為，蘇聯人在計算過程中，對某一瞬間的步長取得不是足夠小，因而導致了這個資料的突跳。
周毓麟說，它那個資料是不對的，而且我們也透過計算弄清楚了它為什麼不對。在計算過程中你處理不好，就會出這個東西。我是1960年5月份調到九所來的，那時候我在北京大學微分教研室當教員，主管一點兒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課下來，十一點鐘下課，總支書記說找我談話，我說什麼事？他說要調你工作，我聽錯了，以為要調我的人。我說你要調我什麼人？他說不是調你的人，是調你。他說要調你到二機部，搞保密性質的工作，今天下午兩點鐘報到。我說沒意見。我要告訴我愛人去，她在講課還沒有下課，我告訴她我調到二機部，很快要到三線去，下午就去報到。她知道我要搞的工作是保密的，她不問，我也不說。到了二機部以後，鄧稼先他們開始找我談，談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因為原子彈這個詞始終沒出口。直到一個多月後，宋任窮才說，我們是搞原子彈的。1964年原子彈爆炸，到1984年慶祝原子彈爆炸成功20年，我們所裡在新影禮堂開慶祝晚會，家屬也去了，這個時候才說我們所搞原子彈。所以我老婆回來說，啊，你是搞原子彈的呀？那個時候我到這邊已經工作24年了。我說那你以為我是搞什麼的？她說我以為你是搞導彈的。來了之後他們分配我搞爆炸力學，我當時也不懂。很快就進行計算，和彭桓武討論各種辦法。美國搞原子彈氫彈的時候，那個泰勒，以後不是叫氫彈之父嘛，他說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計算高山，如果這個不解決的話，原子彈氫彈就出不來。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研製出來每秒1000次的計算機。可我們當時只有104計算機，第一臺放在數學研究所，各個單位已經分好了，兩年裡的時間都排滿了。到第二臺104出來的時候，東直門外738廠造的這個機器準備給上海，機器已經在北京車站了，二機部知道以後，就求柯慶施，當時他是上海市市長，求他幫幫忙，把這臺機器給九所，這樣咱們才用上一臺104機的主要時間。秦元勳和姜德培都是數學領域這個年齡檔次最尖端的人。人家說南邊有個任葉千，北邊有個秦元勳。姜德培去蘇聯以前，是北大機率論教研室主任，也是數學研究所機率室主任。他到蘇聯待了幾年回來了，點名要他到九所來。為什麼到九所來呢？就是我比他來得早，來了以後，周光召和我們理論部的人看美國的那種解密的科研報告，科研報告裡面有很多數學文章，數學文章裡邊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文章，是蒙特卡羅寫的。蒙特卡羅是搞機率的，咱們一想搞機率的就是姜德培，讓周光召去跟學校說要調姜德培。那個時候的機器和現在還不一樣，當時的機器就是手程式設計序。開始編的時候，你編哪一部分，我編哪一部分，都分好，組長匯總，但怎麼也通不過，毛病多得不得了。後來支部下決心一部分一部分通，而且試驗不能超過三次，要不你的程式重編。編了程式寫好了以後，在裡邊修改還是怎麼樣，是不敢隨便抄一遍的。抄一遍的話，你要把抄錯的東西查出得花一個月，機器才能算出你的錯誤來。所以這個東西很複雜。當時這個東西是精密儀器，機器程式有好多盤，上海有一個100萬次的，叫655。做好了以後規定，不是八級工，不許碰它。磁碟專門有一個空調，老出毛病，剛研製好的時候，進機房腳步重一點兒，它就出毛病了。那時所裡的研究環境非常好，最容易出成果。
後來的實驗都證明，九次計算的結果是正確的。
發憤苦戰的歲月，也正是全中國極度飢餓的時候。在所裡，有時候幹到深夜，忽然見一個同事拿出幾個火燒，大家便一哄而上亂搶起來。年紀稍大的鄧稼先忍了半天，嚥著口水說，你們吃，也給我留一小塊吧。飢餓往往使一切身份失態。在當時，拋開信念，僅從生理角度講，能填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