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第一條原則一樣，因為如果先考慮貢獻和能力，就很容易引發競爭行為，對現有的秩序造成衝擊。如果將道德標準定得太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就沒法評判一個人價值的高低了，也不行。這一原則對中國發展歷程造成很大影響，主要有兩點：首先，中國人變得虛偽，在公共場合一般都不說實話，並養成了搞形式主義的惡習。因為標準太高，根本無法執行，那就只能在別人面前做門面工夫，背地裡就只能實際點了。比如說盡孝，２４孝那種搞法辦不了，咋辦？只好用擺大壽或風光大葬的辦法，在那些場合表演孝道。這一點到現在還是這樣，搞一個高大全，號召全國學習，達不了標的也要達標，辦法自己想。其次，中國人變得不切實際，並養成了自虐的習慣。既然是道德掛帥，當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人人都要以德服人，只有一技之長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舉例說，在一個企業裡面，有兩個人的工作成績都差不多，但其中一個人經常抱病加班，直到不支吐血給送進醫院，那麼毫無疑問，受到肯定的就是這個傢伙，因為他“表現好”。根本沒有人意識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問題。這就是自虐意識，不管績效如何，也不管有沒有必要，廢寢忘食總沒錯。這種意識到了極至，就發生了寧讓自己的老百姓餓死，也要把糧食送給別人吃的事情，而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國人都同意這樣做，可悲呀僅僅是想表現一下中國人是多麼的道德高尚。把這一點搞清楚了，對中國為什麼不索賠、打贏了也要趕快往回跑等很多問題也就有了答案。比如說鄧世昌的問題，他得到“民族英雄”的稱號和一個烈女得到“貞節牌坊”的道理是一樣的：在這裡，考慮的不是他打沉了多少條日本軍艦，也不是考慮他是否力挽狂瀾扭轉戰局，更不是考慮到他為國民爭奪到多少利益，而是考慮他在打敗時有沒有“成仁”（自殺的也算），平時有沒有經常說“我要保家衛國”之類合符標準的話。因此，歷史上很多真正的英雄就變成了“梟雄”、“奸雄”、“風流人物”。比如說漢武帝，橫掃北方匈奴，掠地千里，殺敵無數，中國在他的領導下國勢日盛，經梅榮，創造了歷史上？見的“中興”局面？可這樣的人只撈到個“風流人物”的說法。不過也好，沒說他是“暴君”、“殺人犯”，算是客氣。另一個統一六國的秦始皇就慘了，他是第一個意識到儒術毒性的中國領導人。他用了最極端的辦法“焚書坑儒”，只保留有實用價值的學術書籍，但他最後還是失敗了，原因是他找不到另外一種令大多數中國人都接受的信仰來代替儒術。也是國情害了他，很不幸地，秦始皇成了後世大儒們的例行攻擊物件，“暴君”之名是跑不掉的了。
各位書友：“今天晚上和朋友聚會喝酒，有點醉意，為了不失自己的承諾給寫的內柔有點敷衍，希望各位書友理解，在這裡本人說聲對不起。
第168章 是儀出使孔融府
第三，就是血統原則。這個原則容易理解，就是儒術強調的“君權”、“父權”、“宗親”。這一原則主要應用在生產關係方面。生產關係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產品如何分配、在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等問題。這些關係都由宗族、派閥等血統關係來決定。雖然可以透過農民戰爭等手段改朝換代，但是由血統來決定生產關係的原則不能改變。換句話說，只要新政權仍實行儒術三原則，中國人就會確認政權的正統性，誰不這麼搞，就會立即遭到群毆。中國人認同這一原則的原因和上兩條原則一樣：“國情”！就算是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血統原則在現實生活中各個層面的應用：“關係網”、“人情網”、以及等級森嚴人際關係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也會反作用於生產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識。只要以國情為根基的儒術仍然主宰著中國人的價值體系，中國生產關係的實質就不會改變，就會長期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大多數中國人仍會拒絕競爭，厭惡競爭。看看現在大多數中國人對“下崗”和“入世”的看法，再看看“中國電信”的橫蠻，就會明白為什麼中國人會如此抗拒引入競爭機制，就會明白為什麼國企改革這麼難。如果大多數中國人仍然以“與世無爭”、“知足常樂”這種頹廢的、自虐式的哲學作為人生觀，中國就沒有希望。
所以在北海的會議上孔融就命令自己的手下不要打動干戈，靜待東萊的變化，人都欺負的自己的頭上了居然還命令自己的手下不要發動戰爭，可想而知孔融雖然名氣大，才學大，但是人也在這三十幾年變成了儒術的傀儡，凡是像儒術的思想看齊。
由於受儒術思想查毒頗深的孔融在得知有不明勢力攻佔了東萊後，也沒有做出任何的反映。只是相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