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難艱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喜開顏，鬥志不容稍減。”這是報了毛澤東批評的一箭之仇。在作戰時，林彪又經常不顧大局，不服從命令，隨意性強，置別人的安危於不顧。他當團長時的團黨代表何挺穎，就是在一次戰鬥中負傷時，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犧牲的。
與林彪相比，聶榮臻襟情坦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與人為善，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澤東曾經說，榮臻同志是個“厚道人”，無論從他平時為人還是從他撰寫的《聶榮臻回憶錄》來看，這一評價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聶榮臻有著“厚道”和與人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軍團工作時，聶榮臻認為，林彪還年輕，世故也比較少一些，雖然氣盛，但只要做好工作，還是可以團結共事的。聶榮臻當時對林彪所持的態度是：儘量支援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則問題，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爭論。但是遇到原則問題就不讓步。
聶榮臻與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爭吵發生在打下漳州以後。聶榮臻對林彪說：對一些不肯出錢的老財，給他們一定的懲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對把他們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這種搞法不光不會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農民的同情。其結果只會是：鋪子關門了，人也逃走了，籌款籌不到，政治影響反而會搞得很壞。林彪當時反問聶榮臻：
我們究竟要不要錢？沒有錢就不能打仗。聶榮臻回答說，我們既要錢，又要政治。我們是紅軍，如果把政治影響搞壞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錢，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財的財產都沒收了，都毫無意義。經過爭論，林彪有所收斂。部隊經過教育，也杜絕了只顧弄錢不講政策的傾向。
3．2 春風一度又識君
同林彪進一步接觸共事以後，聶榮臻就發現了林彪的一些“特點”。例如，林彪不認為紅軍勝利是毛澤東戰略戰術的指導和紅軍廣大指戰員流血犧牲的結果，而往往誇大自己的作用，把榮譽都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聶榮臻剛到一軍團，就發現林彪口袋裡經常帶著一個小本子，上面記的盡是些歷次戰鬥的殲敵和繳獲的數目字。有一次，聶榮臻還碰到他向機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圍剿”殲敵多少的統計數字，又記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沾沾自喜的樣子，給聶榮臻留下了不良印象。
1934年6月17日，林彪突然發表一篇題為《論短促突擊》的文章。聶榮臻看到這篇文章時，頓時大吃一驚，以前，他一提起短促突擊就牢騷滿腹，而且林彪本人的長處在於打運動戰和大兵團作戰，怎麼一下子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呢？聶榮臻心裡很納悶，是什麼原因使林彪的思想發生這樣突然的變化？這一時成了一個不解之謎。
後來，聶榮臻恍然大悟，原來是在這之前，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大臣”李德，在一軍團的幹部會上，曾經慷慨激昂地講過“短促突擊”的問題，當時不少幹部都聽不懂究竟什麼是“短促突擊”，“軍團長，你給解釋一下。”一個幹部問林彪。
“你們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懂，”林彪不慌不忙地把兩手一攤：“不懂就學嘛！”
聶榮臻明白了，林彪發表《論短促突擊》一文，是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歡心，飛黃騰達便輕而易舉了。
當時李德是紅軍的“太上皇”，不僅要決定戰略戰術和某一戰鬥的具體打法，而且紅軍將領升降調譴都是他一句話。聶榮臻心裡思忖：“現在是出生入死的時候，搞這一套幹什麼？林彪想名譽地位想得太多了！”當時林彪二十七歲，他搞政治投機這一套，已經引起聶榮臻對他政治品質的警惕。由於當時正處在第五次反“圍剿”環境特別困難的時期，團結對敵，度過難關，這是大局，聶榮臻也就沒有再往壞處想他。
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第一個發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保守主義，王稼祥接著站起來發言支援毛澤東，所以“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會上大多數人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只有博古，凱豐出來反對。凱豐甚至很狂妄地對毛澤東說：
“你懂得什麼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李德當時列席會議，沒有正式座位，坐在屋裡靠門口的地方，經常不發一言，只是一個勁地抽菸，情緒十分低落，發言時一概不承認自己有錯誤。聶榮臻在會上發言時態度十分堅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揮就十分生氣。他對部隊一個軍事哨應放在什麼益，一門迫擊炮放在什麼位置這類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