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成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不過盧梭喜歡重複說，如果人們願意的話，這個過程可能部分地改變自己的方向，或者至少大大地延緩下來。他在重述這種看法時，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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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很少的場合下，才對特定條件下人們不可能希望作一種和他已有的行動不同的行動這個問題加上一些不很果斷的保留意見。我認為下面就是這種保留意見中最突出的一個。
我們所分析的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第二部分是從這樣一個著名的見解開始的：誰把一塊土地從四周挖溝圈起來，然後說“這是我的”
，誰就是文明社會真正的奠基者。在這個見解之後，盧梭用熱情的聲調疾呼：“假如有人拔掉木樁或者填平溝壕，並向他的同類大聲疾呼：‘不要聽信這個騙子的話，如果你們忘記土地的果實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屬於任何人的，那你們就要遭秧了！
‘這個人該會使人類免去多少罪行、戰爭和殺害，免去多少苦難和恐怖啊！“
在這一段可以使人因之認為盧梭不是社會主義者就一定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熱烈的話中，鮮明地表現出他把必然和自由對立起來的那種傾向。我們已經知道，按照他的學說，私有權是作為人的生產力發展（金屬的冶煉和農耕）的必然結果出現的。我們記得，盧梭怎樣繼格老秀斯之後重複說，希臘人不無原因地把賽麗斯女神稱為立法者。而現在他卻想到，如果某個用心善良的人希望反對私有制度，即如果自由的力量起來反對必然的力量，事情就完全會朝另一個方向發展，賽麗斯女神也沒有理由頒佈自己的法律了。但是接著盧梭對一種力量起來反對另一種力量的可能性立即發生懷疑。他繼續說道：“但是，想必那時一切事物已經發展到不能再象以前那樣繼續下去的地步了”
，①等等。換句話說，想必在當時的條
①見本書第１１—１１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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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誰也不會想到要反對私有制度，而要是有人想反對它，或事實上有人想反對它，那他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戰勝它的擁護者。這種觀點也許還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表示：想必在當時的條件下，人們自然會希望建立私有制，這就是說，想必當時人們意志的傾向恰好表現了當時的必然性的力量。同一個思想的這種新的表達方式會具有很大的優點，可以解決自由與必然的二律背反。偉大的唯心主義者謝林和黑格爾（還有萊布尼茨）
正是這樣解決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的。
不過盧梭並沒有解決這個二律背反。他只是有了可能解決它的預感。而且就是這個在剛才指出的保留意見中如此明白地表露出來的預感，在他那裡也是很少見的。大體上說，他不僅保留著尚未解決的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而且是在這種二律背反的基礎上建立其關於社會繼續發展合乎願望的程序的見解的。在純哲學問題上，他無論如何不能超出膚淺的唯心主義者之上。但是，當這位膚淺的唯心主義者思索到文化發展的動力時，儘管有個別唯心主義偏向，卻是象一個唯物主義者那樣進行推理的，而且在自己的推理中，往往表現出他是一個真正有天才的人。在這方面，十八世紀所有的唯物主義者中間，只有愛爾維修才能同盧梭並駕齊驅，而在思想的力量方面還遜於盧梭一等。
Ⅳ
唯心主義的偏向，在盧梭的《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當然破壞了他的唯物主義見解的嚴整性。他不善於克服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這使得這些見解帶有不徹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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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
上文引述的關於私有制產生問題的保留意見證明，有的時候他並不是沒有模糊地意識到這種因素的存在，也不是沒有即使排除不了這個因素，至少得削弱這個因素的朦朧的希望。不過使我們的作者在他關於“自然人”的錯誤觀念中最感到麻煩的那個主要困難根本不在這裡。
他的“自然人”是最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獨自一個人”
（Ｓｅｕｌ）
過活，因此他沒有絲毫關於任何社會聯合的概念。
家庭和國家在自然狀態中都是不存在的。盧梭對自然人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絕對不是僅有的看法。十八世紀的作家們繼承著十七世紀前輩們的先例，經常總是把極端的個人主義者看作文化發展中的出發點。這在極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明那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