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國際應急計劃，而且要快。
為了防範各類金融危機，政策界同樣需要建立“高瞻遠矚”的金融學說，或者至少是一系列非正式的共識。這一學說，無論正式與否，都必須包含與私營部門的合作，以實現更高的透明度。決策者必須如同實施外科手術般進行精確的全球改革，避免威脅到作為財富生產力量的更廣泛的金融體系。這需要不同尋常的想象力，正如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出現的經濟“大思考家”一樣。這些人設計了一套經濟和金融體系，帶來了之後60年的和平與繁榮。如今的決策者需要具有同樣大膽的思維，並且要告知公眾他們已經建立了恢復經濟穩定的新的金融學說。
在與自由市場的合作中，決策者需要設計一些方式來更好地報告金融機構在運用複雜的高槓杆金融工具時所承擔的市場風險程度。由於金融產品在證券化的過程中都被捆綁起來，為了剔除暴露出來的金融毒害，我們必須找到一些方法給受到保護的金融產品暫時鬆綁，以克服法律和稅務方面的限制。同時也必須有某種新的平臺，使證券化金融產品的定價更加標準化。
另一方面，決策者需要設法改進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一個辦法是把這類機構的部分收益同其表現聯絡在一起。在當前的系統下，除了聲譽和利益上的影響，信用評級機構基本上不會為失敗付出任何代價。此外，它們也無法享受到成功和準確評級所帶來的好處。有些國會議員提議政府接管這些機構。對於任何對全球市場略有了解的人來說，這樣的行為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因為與私營信用評級機構的專家相比，政府官員更難以與如今世故圓滑和複雜深邃的金融市場奇才相抗衡。
政策界同時也必須解決全球經濟中的國有銀行所存在的問題—無論是德國、中國、法國還是義大利—這些問題都是全球金融體系的弱點。比如，2007~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德國的中級市政和國有銀行代表了“政治銀行”的最糟表現。這一系統一直隱藏其次貸風險，直到為時已晚。隨著這些機構的倒閉，它們只能被大型的獨立銀行所接管。國際金融體系迫切需要將這些國有銀行系統轉移到全球銀行專家查爾斯·達拉拉所說的“市場化的更健康的根基”上來。當然，市場化的銀行也存在問題。它們也做過一些很愚蠢的事情。但它們不會像國有銀行那樣聽從於政府的直接政治領導。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在恢復經濟上的失敗正是因為其銀行在政府決策者以及政界精英的指導下，沒有及時清理掉它們資產負債表中堆積如山的不良貸款。如果銀行當時能更加獨立，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
從一個更廣的角度說，如今的政治領導者需要清楚，即使所有必要的金融改革都到位了，財政上的透明度增加，並且對於財政架構的信心迴歸了，世界經濟將仍然有可能陷於危機之中。當然，各種威脅也會存在：恐怖主義，天氣和氣候的變化，以及即使努力進行財政改革，金融恐慌仍然增多。但是對於世界經濟秩序最終的威脅是經濟全球化程序自身出現問題並崩潰，從而難以為繼，使世界回到猶如20世紀70年代那樣一個長期的經濟蕭條狀態，也許情況還會更糟。
一些專家指出，全球化程序，特別是金融全球化程序，以及前幾十年巨大的財富增長，可能是得益於兩種也許不會再次出現的發展：首先，60年間沒有出現世界範圍的軍事衝突；其次，計劃經濟模式的全面崩潰。這種崩潰也許一次性釋放了被壓抑的創新能量。因此，這種理論認為，前幾十年中全球化程序的成功不太可能被複制。
相當大一部分主流輿論領袖開始質疑全球化的基礎。例如在《外交》中，拉維·埃貝德拉爾和亞當·西格爾指出：“美國、歐洲和中國的政治家及其選民們對於資金、貨物甚至人口自由出入於他們國家的邊境越來越不安。 ｜ 好｜書｜多 ωωω。haoshuduo ｜ 而最具全球性的產品—能源，也再次成為了資源民族主義最炙手可熱的目標。”我願意補充一點，那就是即將出現的亞洲和西方世界關於全球氣候變暖的爭端可能會威脅並嚴重減少對於全球貿易體系的支援。
近幾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鼓勵發展經濟以改革金融機制，讓外國投資資本穿越國界自由流通方面變得越來越冷淡。導致這種消極行為的原因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系統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透明度，同時也缺乏足夠的規章制度來管理運營。因而外國投資資本很容易就流失了。一旦發現麻煩，就會發生大範圍的撤資，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機構留下一些費力不討好的任務—阻止隨之而來的危機傳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