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行中，查爾斯·舒默在對於全球金融市場自由化的支援中飾演了一個關鍵角色。金融的全球化未來取決於他以及其他關注全球化程序的政治家和官員們的意願，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為負責任的控制措施提供政治上的保護，以恢復對於這一體系的信心。
然而，對於###黨對沖基金組織中的那些華盛頓精英而言，挺身保護整個金融體系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一是因為美國的孤立主義態度以及對於進口國外產品的不滿情緒都在增強。但另一原因在於：儘管努力進行改革，我們逐步改進的金融架構可能還是無法充分應對21世紀全球化金融市場所誕生的複雜產品。結果，令人恐懼的有如過山車式的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已經產生了，有時它是如此恐怖，以至於人們都希望逃到床底下躲起來。金融全球化可能是一個非常高產的方法，用以配置企業資金和創造財富。但同樣，這也是一個充滿了極端不穩定性的體系，缺乏一系列廣泛的正式，甚至非正式的關於金融道路規則的理解。在經濟衰弱的情況下，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很難不去煽動大家對付惡棍。
此外，國會的監督者們可能會因另一個理由而變得膽怯：很難準確知道應該對銀行採取何種措施。雖然那些貪婪的銀行家表現得非常不負責任並把全球經濟推向了層層險境，但是對於世界而言，銀行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銀行垮掉，世界經濟和金融系統也就隨之消失了。因為一旦我們摧毀了創造性和風險承擔部門的現金供給，整個經濟體系都會遭殃。
歷史上任何一部關於經濟蕭條的文獻都是圍繞著銀行破產倒閉而寫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全球金融恐慌中，中央銀行家立馬會擔心一件事：民眾可能會將大筆現金從銀行系統取出（或者是現金從一個穩定經濟體中的普通投資工具被轉移到嚴格意義上的臨時政府證券）。如果對未知狀況的恐慌導致大量取現行為發生，整個銀行系統的存在將會受到破產、無力償還等因素的威脅。因此，即使是國會中最聰明的成員拿的工資，相對於應付如此重要和困難的挑戰而言，都不算多。
在新的全球經濟中，控制銀行危機已經變得極其困難，因為恐慌往往猶如暴風驟雨般瞬間來臨。如今金錢的流動極其迅速。甚至在20年以前，一個人需要拿起電話打給其經紀人或銀行家來調動資金；而如今，所有事情已經簡單到僅僅需要按下電腦鍵盤上的某一個鍵就能完成。如果每一個人都在慌亂中立刻按下那個鍵從銀行中提取存款，那麼銀行的負債將會因速度和數量驟然提升而難以控制。
在2008年3月，華爾街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瀕臨破產，美聯儲將其納入銀行安全網路，整個金融系統也因此彷彿進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中央銀行家舉步維艱，因為過於慷慨而且寬泛的政府安全網完全能夠將整個金融系統攪亂。政府保證所有金融機構的投資，這聽起來很英明，但可能並非如此。那是因為，正如我們在這次次貸危機中所見，那些金融機構為了自己能夠順利脫險變得一點都不負責任，對於其他問題置若罔聞。這種行為可能會增加一系列無止境的金融泡沫，進而對經濟造成嚴重破壞。而嚴格的監管限制會帶來完全相反的結果：貸款量的急劇縮水。如果政府保證猶如萬金油，那麼諸如房利美這樣暗中享受了多年絕對保障的公司，在2007~2008年的信貸危機中應該會一帆風順。但是相反，它和其他與之類似的公司機構成為了危機中的重點受害者。
在新的全球經濟面前，決策者極度需要共同就全球金融安全網的本質進行前瞻性思考，同時也要整體考慮存在的風險因素。就像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傑拉爾德·科里根在某一次講話中指出的：“你不可能把整個宇宙都給保護起來。”你不可能排除所有的風險。威廉·塞德曼，美國金融市場管理部門的權威，則換了一種說法來表述：“應該讓一位受到神靈指引並且極其厭惡政府幹預市場的天才來運營這個安全網路。”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年代：如果我們要拯救新興的全球經濟，決策者就必須把握時機。在接下來的若干年內，政策界—包括中央銀行家、財政部門的官員、重要政府監督人員、資深智囊團顧問，以及政治領導層的相關成員—需要重新搭建世界金融框架，進行如“金髮女孩”般的指導，既不太溫和，也不太強勢。賭注已經不能再大了。畢竟，如果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發達國家主要調節機構都很難弄清楚次貸危機中真正發生了什麼，那麼我們如何能夠相信它們會了解一場恐怖襲擊對金融界造成的影響呢？如果是一場完全針對金融系統本身的襲擊呢？很明顯，政界應該著手製訂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