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氣不過，就去找《臺灣日
報》理論，但一發不可收拾你等著看晚間新聞吧！”
晚間新聞。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嬸嬸一大夥人，邊吃西瓜邊看電視。熒
光幕上現出《臺灣日報》社內滿地的檔案，傾倒的桌椅、扯斷的電話線。播報員以
極富權威感與客觀性的職業聲音解說“暴民”如何如何固顧法紀、受民進黨的煽動，
而作出危害社會大眾的可恥事情。暴動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丟下西瓜，激動地說：“臺灣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進黨這麼無法無天，
得寸進尺，簡直是政府怎麼不把這些壞人都關起來呢？”
“對呀？對呀！”一嘴金牙的嬸嬸也憤慨起來：“他們可以打報社，也可以打
到我家來呀！他們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電視記者繼續說：“這些暴徒，政府有決心要繩之以法”。
記於一九八七年八月
視大獎·必藐之
——與馬悅然談諾貝爾文學獎
每年的十月前後，總有中國人在問：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會不會頒給中國作家？
即使不是十月，諾貝爾獎這個透著金光的大蘋果也常常掛在中國作家的眼前。有人
指責瑞典人沒有眼光，不懂得欣賞中國文學；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學，說中國作品根
本就還不夠資格得這個世界大獎。大陸的詩人北島就曾說過，中國當代文學還得十
年、二十年之後才可能成熟到獲得諾貝爾獎的地步。
諾貝爾文學獎，這個閃著金光的大蘋果，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負責評選文學獎的，是十八位瑞典學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漢學家，馬
悅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參加在上海開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由北京的中
國作協主辦。會議期間，馬悅然成為中國作家的焦點：衝動的人向他抗議中國作家
受到忽視，深沉的人對他下特別的“功夫”，為將來鋪路。馬氏去年在臺灣受《聯
合報》訪問時，記者所提的重心問題也就是那麼一個：中國作家哪年哪月可以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
不管是臺灣或大陸，好像整個大中國的文藝界都在熱切地追求一個偉大的目標：
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這個獎，究竟有什麼價值呢？
※ ※ ※ ※ ※
先讓我們看看它產生的過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薦信必須交抵瑞典學院；
大學文學系主任、各國筆會、歷任諾貝爾獎得主等等，都有推薦資格。十八位評審
中的五人小組立即開始初選，從通常的一百五十個到兩百個的候選作家之中挑選五
位到十位的作家進入決審。十八位評審——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師，其他是
文學教授或評論家——從五月開始作“功課”，九月開始討論與辯論，十月的某一
個星期四向世界公佈他們最後的決定。
“為什麼是十八位？九票對九票，怎麼辦？”
“本來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語中，‘十七’的發音不但難聽，而且跟詛咒的話
音似，所以決定要十八位。我們從來沒碰過九對九的情況，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
籤決定。”
抽籤？那豈不表示一個諾貝爾獎有百分之五十是運氣。語言，是最難克服的問
題。一個以西藏文或某種非洲偏僻方言創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機會讓西方讀者注意
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譯成英德法等所謂“主要”語言，這些作家，不管如何優秀，
都不太有得獎的可能。相反的，一個以英文創作的作家，只要他寫得好，不費什麼
力氣就可以成為世界矚目的明星。十八位評審當然也瞭解語言的重要。除了母語瑞
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種文字，其次，有的人懂東歐語言，有的人通西班牙、
義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這樣的分佈仍舊不能解決語言的障礙。
“我們能夠倚賴的，只有翻譯。在已有譯本的情況下，譯本的好與壞影響很大。
在上海開會時我曾經說過：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的中國作品簡直是謀殺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