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關於這個難解之題，布什總統說得很透徹，即便他可能不是有意要這樣說的。他告訴美國人，他們目前已處於戰爭狀態。為了保持經濟的發展而多消費是他們的愛國主義義務。托馬斯·弗裡德曼曾提出，“新興的全球秩序需要有人去強制實行，”這是“美國新的義務”。可是，他從來沒說過美國要強制實行的到底是什麼，如何去實行。難道美國要用武力去銷售《海灘護衛者》嗎？它是單槍匹馬去，還是和盟國一起去呢？
答案也許是這樣：它要在“志願者聯盟”的幫助下去實行那些不容協商的普遍要求。但是，這樣做就會有人提出疑問：那些要求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布什的要求幾乎與伍德羅·威爾遜1917年所提出的完全吻合，只是突出地加了一條——尊重婦女。這條新的普遍價值準則是美國人最近剛剛發現的。美國人有關尊重婦女的觀念真是一條普遍準則，而且它的實現與否不容協商嗎？我們還可以以限制國家權力為例。實際上，世界各國根本不贊成美國的限定方式。在很多情況下，它反而會增加國家的權力——譬如說，透過對槍支嚴加控制。在其它情況下，又會使它顯得比較人道——譬如說，透過廢除死刑。如果說我們尋求的是志願者聯盟，那麼，有證據表明，很多國家並不接受我們的價值觀具有普遍性這一說法，而且是越來越不願意接受。
帝國內部的情緒
冷戰中首輪大的對抗之一發生在西柏林1948年那個寒冷的冬天。西柏林位於蘇聯佔領區的中心，是由美、英、法三國軍隊佔領的一塊自由的飛地，周圍都是蘇軍。蘇聯當局很想把柏林全部接管下來，但又不願意直接攻打，所以便實施了封鎖。他們不給這塊飛地提供補給，也不允許西方透過他們佔領的領土運送補給品。美軍情急之下，開始瞭如今已成為傳奇的柏林空執行動，每天將數千噸補給運至藤佩爾霍夫機場，看你蘇聯人敢不敢出來阻止。這一著果然奏效。此後四十年間，直到柏林牆倒塌後這座城市的兩半最終合為一體為止，西柏林一直是一盞自由的燈塔。柏林人與美國曆屆總統歷來有著特殊的感情。1963年，肯尼迪總統對這座城市說“IchbineinBerliner”（我是一個柏林人）時，曾激起熱烈歡呼；1987年，里根總統呼籲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拆除這面牆”時，聽到了同樣熱烈的歡呼聲。可是，布什總統2002年5月訪問這座城市時，聽到的卻是嘲弄，而不是歡呼。這到底是怎麼了？
為了找到原因，“皮尤人物與報紙研究中心”在全球範圍內就美國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輿論調查，於2002年春夏兩季在44個國家訪問了3�8萬多人。對美國人來說，結果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令人感到不安的一面。這次調查的結果一方面表明，世界各地對美國懷有深厚的善意與羨慕之情，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以上感情在逐漸降溫，不信任與不喜歡美國的情緒在上漲。最值得注意的也許是，某些地區對美國人的看法與其他幾乎所有人的看法相去甚遠，而那些最瞭解我們的人讚許之意急遽下降的幅度卻最大。除了阿根廷和中東那些國家之外，在接受調查的所有國家中，對美國總體上持好感的人佔調查物件的一半以上。然而，持好感的比例實際上已全面下降。例如，1999年，78％的德國人說他們對美國有好感，而到了2002年，該比例已下降至61％。在英國，持好感的比例從83％下降到了75％。印尼從75％下降到了61％，日本從77％降到了72％，阿根廷從50％降到了34％。有幾個國家的情況卻與此相反。引人注目的是，法國對美國持好感的人從62％升到了63％，而俄羅斯則從37％升到了61％，奈及利亞從46％升到了77％。不過，總的來說是呈下降趨勢。在土耳其、巴基斯坦、約旦、埃及和黎巴嫩這樣的國家，大約70％的調查物件將美國列入不喜歡之列。如第一章所言，許多調查物件對美國人民持好感的比例大大高於對美國這個國家持好感的比例。例如，約旦人對美國持好感態度的僅為25％，但對美國人持好感態度者卻佔53％。
在對世界最嚴重的危險這個問題的看法上，美國及其鄰國差別懸殊。在美國人看來，頭號危險是核武器。其它（除了日本之外）沒有哪個國家將此列在第一位。在美國關注的問題中，汙染和環境問題排位最低，但其它所有地區對這兩項的排位都很高，尤其是在亞洲。艾滋病和傳染病也是其它地區所關注的主要問題，但在美國受關注的程度卻沒那麼高。宗教與種族仇恨在歐洲、中東以及東南亞與非洲很大一部分地區也屬主要關注之列，但在美國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