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些外事工作經驗和研究工作使我對我國的前途深為憂慮。有時候，我不相信美國是魔鬼或者如同薩達姆一樣的無賴。美國好像是一股“惡浪”，它是一股逆潮流而動的強水流，使水手們驚慌失措，遭受想像不到的破壞。美國是個巨大的讓人捉摸不透的國家，對待別的國家向來是交替使用慷慨支援與冷漠相處這兩種手段。當我們認為自己是個“好人”時，我們沒有看到自己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的主導下有時候表現出來的令人不快的行為。我擔心在美國和其友好國家之間橫亙著的危險鴻溝正在擴大，因為美國人對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擔心和看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同時又認識不到我們有些行為在蔑視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就在現在，我們常常把對美國政策的批評看成是由於忌妒我們的成功和強大以及反美成癖的緣故。這肯定是問題的一方面，但並不是全部。也許我們還應當看看我們是如何處理一些重要事件的，看看我們的行為是如何理解和體現我們的價值觀的。
在許多主要的擔心中首先是美國的單邊主義——世界將之看作是美國特色的“溫和帝國主義”。與之相連的是全球化即美國化問題，無論人們是擁護它還是反對它。能源使用和全球氣候變暖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兩個相關的問題，各國對它們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能源利用尤其是美國對外國原油日益增長的依賴性，對戰爭與和平有重大關係，從而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還有，美國對主權、行動自由和軍事優勢的看法，同樣對戰爭與和平有重大關係。誠然，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不可忽視，同樣，我們也不能忽視伊拉克和朝鮮這兩個熱點。美國和中國將來互為朋友還是敵人，仍然是個問題。的確，現在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的問題在其他地方也被越來越多地提出來了。冷戰結束之後和反恐戰爭開始以來，國際關係好像起了變化，老朋友之間關係緊張，而老對手之間相互卻發現了以前被掩蓋起來的親和力。最後，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美國希望成為什麼樣的國家：社群的惡霸（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語），還是像我們大多數人所希望看到的那樣——美國是山巔之城。
２００２年夏秋兩季，我再次訪問了亞洲、拉丁美洲、歐洲和中東地區十四個國家的首都，與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討論了上述問題。所到之處我都覺得美國故意將自己與其他國家分離開來，疏遠其他國家，露骨地維護自己的霸權。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的關係狀況就是最好的例子。最近，美國對北約有很多批評，因為它的某些成員國不支援美國改變伊拉克政權的做法。但是５０多年來，美國一直將北約作為它安全戰略的基石。“９·１１”事件後，北約有史以來第一次引用了該條約的第５條。該條規定：對一個締約國的武裝攻擊，所有締約國應視其為對全體締約國的攻擊，並應支援在必要時所做出的軍事反應。這一決定（考慮到目前美國對法德兩國的行為不滿，記住這一條尤為重要）縱然是一致同意的，但從技術上講，非政府組織的恐怖行動根據北約的規定實際上可能不能算是武裝攻擊。況且，“9·11”事件後，法國、比利時、英國以及其他北約成員國不僅提議，而且懇求允許它們派部隊參加在阿富汗的反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行動。然而五角大樓只同意英國派少量特種部隊參加，它對其他國家說：“謝謝，不勞大駕了，沒有盟國參加更方便一點，我們還是自己單幹好，需要時我們會請你們的。”除了退出反導條約和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之外，美國這一單邊主義的表現引起了全世界對美國做法的普遍反對。一位馬來西亞的最高領導人告訴我：“照這樣下去，美國很快就會與全世界為敵。”美國人談論“志願者聯合”、預防性戰爭或先發制人戰爭總是與防止出現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大國的明確戰略聯在一起的，其目的是嚇唬世界人民，迫使他們考慮他們最好還是回到叢林中去，或者永遠也不要離開那裡。對美利堅帝國——或者中國人稱作的美國霸權主義——的恐懼被“支援我們或者不要介入”的花言巧語鬧得更加嚴重，這也是聯合國安理會不同意鮑威爾的要挾性言論的部分原因。搞掉像薩達姆這樣的徹頭徹尾的無賴的努力受到了削弱，因為人們害怕薩達姆，但更害怕美國。
歐洲的長期領導人、美國堅定的老朋友艾蒂安·達維隆很好地表達了這種情緒，他對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全面強大，它用廣泛劃定自己國家利益的辦法建立了一個新世界，這就吸引別的國家趁機照美國的辦法劃定他們的利益。尤其是在美國支援建立全球機制、公理和法律規範方面更是如此。現在美國又全面強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