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措，心想我精神錯亂了，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在受攻擊後不久召開的新聞釋出會上，喬治·Ｗ·布什總統被問到：“他們為什麼憎恨我們？”問題中的“他們”指恐怖主義分子和他們的支持者，包括人們所謂的“無賴國家”和布什後來所說的“邪惡軸心”。然而，對這個問題的直接回答卻來自不同的更重要和更多的“他們”，這些人表現出來的不是對我國的憎恨，而是對我國的熱愛。俄羅斯（我們長期的冷戰對手）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第一個打電話給白宮。他之後緊接著是中國（另一個與美國關係長期不好的國家）主席江澤民。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剋很快飛往紐約，他是觀察“零地帶”（即災難現場）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此後，還有許多人來，當然他們是奉命行事，甚至可能是故作外交姿態。但是，不能否認全球廣大人民表達同情的誠意。從倫敦到莫斯科，到新加坡，美國駐世界各地的大使館都淹沒在人們獻的鮮花叢中。在巴黎，沿塞納河懸掛的法國國旗均降了半旗。“世界報”以橫貫全版的大字標題宣稱“我們都是美國人”。
任何其他國家遭受這種攻擊都不會引發出如此巨大的感傷情緒。彷彿全世界都像美國人一樣感受到了同樣的無辜損失。儘管存在我所聽到的各種批評，世界人民仍然把美國看作是“山巔之城”，而且所有“眼睛”都望著它，因為它有潛力，如果它願意，它就能像在歷史上所表現的那樣，能夠保證希望戰勝畏懼。看來，如果世界人民渴望安全，至少這個國家是安全的，它不怕那些在世界其他地方興風作浪的惡人。所以全世界人民願意與美國人一道哀悼，並下決心不讓這種災難重演。這是對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不幸的慰藉，它為美國及其友好國家消除過去的吹毛求疵、猜疑和不愉快提供了機會，用前總統林登·約翰遜和聖經上的話說，大家“機緣相投”，步調一致，共同建立更美好的世界新秩序。
然而，這種美好的理想並沒有變成現實。一年半以後，聯合國安理會開會研究如何處理伊拉克沒有完全履行聯合國１４４１號決議（要求伊拉克銷燬和停止發展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問題。該決議要求伊拉克交出證據，並不是要求聯合國核查人員走遍伊拉克沙漠去尋找證據。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要求安理會為維護自己的信譽，向薩達姆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與聯合國合作，否則其政權將被摧毀。
在鮑威爾發言之後，法國外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接著發言，他要求派更多的核查人員，並給他們更長的時間去沙漠中搜尋證據。在一片實際上是空前沒有先例的並嚴格禁止的情感宣洩中，觀察員席上為德維爾潘熱烈鼓掌。那個週末，全世界有幾百萬人遊行示威，反對戰爭和美國，他們打出的橫幅標語將美國稱為無賴國家。這樣一來，出現新開端的機會眼看著付之東流了。美國與別國不是“機緣相投”，而是越來越疏遠了，我們被別國懷疑，我們也懷疑別國。我們在與世界鬧彆扭，也與我們自己鬧彆扭。
２００３年春天，我國與盟國最新的爭論是伊拉克問題，但疏遠美國的根源則更深遠，在薩達姆下臺後還將延續很長時間。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試圖向困惑而受傷害的美國人說明，為什麼全世界好像轉而反對美國，同時也向外國人說明，他們經常是怎樣誤解美國的良好動機的。當我冷靜地評論美國時，並不打算刺痛它。我在亞洲度過了一生中很長的一段時光，可能比布什總統還厭惡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日。我不是法國社會黨人，也不是沒有改造的上世紀60年代不吃不喝的美國花孩（嬉皮士的一種，常戴花，象徵愛——譯者著）。事實上，我是一個不適於寫出本書的人。我出生在一箇中產階級保守僵硬的共和黨人和超愛國主義者的反基督教家庭。中學畢業後上了斯沃思摩爾學院，為對付校園裡勢力很大的自由派（有人稱其為準左傾分子）觀念，我加入了學院的保守派俱樂部，後來去日本留學，希望將來在外交部做一名外交官。我曾志願報名去越南工作，但卻被派往荷蘭，在美國駐海牙的大使館裡任負責維護美國越南政策的官員，我支援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甚至在其他許多保守派人士停止支援後，我還繼續長時間地支援它。接下來我先後在數個跨國公司中工作，以商人身份住在布魯塞爾和東京，經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１９８１年，我參加了里根政府，最後成了商業部長的顧問，在這個崗位上我作為首席談判代表，與日本簽訂了數起商務合同，此外還參加了各種其他的國際貿易談判，期間獲得了“貿易之鷹”的美名。後來，我創立了一個非贏利性的研究機構或者叫“思想庫”，專門研究全球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