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問題上所以失敗，是因為它沒有一個計劃，沒有一個戰略指導方針，既不能取勝，也不能脫身，只得身不由己地從一個災難滑向另一個災難。這些人活該受歷史的嚴厲裁判。基辛格自覺高人一籌，他肯定自己能在別人失敗的地方獲得成功，因為他有一個計劃，他甚至在搬進白宮辦公以前就將計劃擬好了。
基辛格首次關於美國從越南脫身的計劃，刊登在1969年1月號《外交》季刊上。這篇題為《論越南談判》的文章，引起了各個方面的廣泛注意。這篇文章確實是向新任總統提供了一個透過談判來達到美國撤出印度支那的理論根據，因而也就成了以後4年白宮所提出一切方案的起點，對於巴黎的談判人員來說，基辛格的文章的關鍵在於為陷入僵局的會談提出了一個新想法。基辛格指出：有關各方面都知道，談判方式的重要性可以說並不亞於談判的內容。他提議採取一種新程式來打破僵局，這種程式後來被稱為“雙軌”方式。
所謂“雙軌”方式，即是在一條軌道上，河內和華盛頓將集中解決他們衝突的軍事問題；在另一條軌道上，西貢和民族解放陣線將集中解決南越的政治問題。等到兩條軌道部達成了協議，就召開一個國際會議來“擬訂對所達成的協議的保證和保障，包括建立維持和平的國際機構的問題”。要是河內不理他這一套，基辛格另有“二線辦法”。他在文章裡寫道：“如果河內不妥協，戰爭繼續打下去的話，我們就應當設法單方面儘量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應當採取一種減少傷亡而集中保護居民的戰略。我們應當繼續加強南越軍隊，以便逐漸撤退一些美軍；我們還應當鼓勵西貢政權擴大基礎，使它更強大，以便他們踉共產黨人進行那個遲早總要到來的政治較量。”基辛格的見解是根據他在1965年和1966年兩次南越之行得出來的。
他在文章裡寫道：“我們打的軍事仗，而我們的對手打的是政治仗。我們是要消耗敵人的肉體，而我們的對手是要在精神上拖垮我們。這裡，我們忘記了游擊戰爭的一個主要原理：游擊隊只要不失敗，就是勝利；常規軍隊只要不勝利，就是失敗。”雖然基辛格認為60年代中期美國的大規模戰爭升級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但他反對主張美國承認錯誤一走了事的意見。他認為大國的行動切忌輕率，即使犯了錯誤也要信守自己的義務。他寫道：“既然美國在這項義務中投入了50萬大軍，這就解決了關於越南是否重要的爭論。不管我們是怎樣陷入越南的，不管對我們的行動如何評論，為世界和平計，必須體面地結束戰爭，任何其他解決辦法只能橫生枝節，使國際秩序的前景複雜化。”
基辛格關於結束越南戰爭的明確計劃，同五角大樓一味追求軍事勝利的幻想，形成鮮明的對照，以致這一計劃竟受到了異口同聲的讚譽。《華盛頓郵報》的社論說：“精闢的分析！用新人代替舊人的重要性，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例證了。”專欄作家克拉夫特寫道：“目前對行將上臺的政府來說，最大的吉兆莫過於基辛格關於越南的文章了。”“基辛格很有才智，能夠透過具體問題指明出路。”
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同的是，他關於結束戰爭的計劃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在尼克松的外交構思中，莫斯科佔有中心地位。他那篇未公開發表的演說稿說：“如果蘇聯人有意要使戰爭結束並談判出一個妥協解決辦法，那麼，他們是有辦法把胡志明弄到談判桌上來的。”可是，“蘇聯人卻無意這樣做，而且從他們自身的直接利益出發，也很難看到他們有什麼必要這麼做”。俄國人“對戰爭持續的長短具有可能是決定性的影響，然而他們卻力避冒捲入所帶來的正常風險——更重要的是，力圖捲入所帶來的責任”。
尼克松決心要改變這樣的局面，即：“美國在作出一切犧牲，而蘇聯卻安坐一旁，慫恿它的盟國北越進行新的搗亂”。尼克松要想一個妙法使蘇領導人相信，幫助美國體面地撤出印度支那是符合蘇聯自身利益的。越南問題可以成為“連環套”理論的第一個重大考驗。這個理論後來成了尼克松對外政策的基石。
在尼克松宣誓就職前幾個星期，基辛格就開始為越南問題進行工作了。
1968年12月中旬，基辛格受聘後才幾天，就拜訪了他的老友亨利·羅恩。羅恩是前國防部助理部長，當時任蘭德公司總經理。基辛格問蘭德公司能不能編寫一份關於越南問題選擇方案的機密的全面分析材料？羅恩接受了這項任務，並派丹尼爾·埃爾斯伯格主持。埃爾斯伯格編成了一份無所不包的各種選擇方案清單——從全面戰爭一直到全面撤軍。
19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