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迂迴政策，先退回，再想法。我們退到附近一家用用雨布搭建成的簡陋大排檔內，大家利用吃中午飯的機會，又進行了一番商議。最後決定由我以應聘保安為名先混入廠裡，然後讓會講一口流利粵語的劉志誠再尋機進去。這天，我上身穿著那件幾天前與金雁小學對簿公堂時所穿的短袖T恤。7月14日，由記者劉志誠和馮木青發表在《東方日報》上的彩色照片，我就是穿著這件衣服。當然，連我自己也沒想到，就是這張發表在《東方日報》上的照片，使我在這次採訪中起到了很好的幫助作用。
就在我們幾位記者在簡陋的大排檔裡吃飯時，6名剛從這家美而進毛織廠辭工出來的打工妹找了過來。一見到我們，這6名不堪忍受美而進毛織廠繁重的工作量而辭工的打工妹，就紛紛控訴起廠家的可惡之處來。由於廠方拒付她們六、七月份的工資（每人1000多元），她們早就花光了可憐的那點積蓄，此時已是身無分文欲走不能。
當獲悉記者來到該廠採訪劉晃棋之死事件時，這6名來自湖南、江西等地的打工妹七嘴八舌地向記者哭訴她們的不幸。一個叫蔣付珍的打工妹流著淚說：“我們從來沒有假日。每天從早上7時15分上到中午11時45分；下午從1時15分上到5時45分；晚上每天都要加班，少則加5個小時，多則從下午6時45分一直加到第二天晚上9時。”另一個打工妹氣憤地說，“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他們（指廠方）卻只在晚上12時30分給我們一碗5角錢的快餐面吃，還要我們在合同書的伙食費上寫上2元，並威脅我們說：‘你們要是不會填，我們幫你們填。’”又一個打工妹哭訴道：“有一碗麵吃已不錯了，我記得5月10日、11日我們連續加班兩天兩夜，中間只吃過一次東西。”記者問：“你們加班每小時多少錢？”“一小時只有3角錢。”她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答道。記者驚詫之餘又問：“你們為什麼不拒絕加班呢？”“不加班就算曠工，曠工一次就要扣50—100元。”
我們瞭解到，7月初，已在這家工廠裡辛辛苦苦地做3年多的劉晃棋因長期加班累病了，但廠方不讓請假。7月9日，已連續加了兩個通宵班的他請假1天去看病，但只批了半天。10日上午，虛弱的劉晃棋兩次吐血後，倒地昏迷不醒，被送往鎮醫院，工廠裡只送來1500元錢就不管了。因病情危急，在同一工廠裡打工的哥哥劉景棋急忙把他轉至東莞市人民醫院，但得先交4000多元押金。由於工廠已拖欠工人兩個多月的工資，分無分文的劉景棋只好向工廠求助，但遭拒絕。後來好不容易才四處湊出了這筆錢，但此時病人已昏迷兩天了。據守候在劉病床前的劉景棋和另一名工友稱，13日凌晨1時許，年僅23歲的劉晃棋心臟停止了跳動。在彌留之際，他只留下這樣一句話：“還有兩分鐘，不要攔住我，我還要打卡”然後大口大口地咯血而亡
下午2時許，我又一次來到了美而進紡織廠。當幾名保安攔著我並高聲喝問是做什麼的時，我不慌不忙地從包裡拿出一包早就準備好的“白沙”牌香菸，笑嘻嘻地走上前，朝那三名保安一人分了一支，回答道：“我是來應聘的，聽人說，這兒還需要一名保安。我是退伍兵，做過保安，聽說這兒工資待遇不錯，想來試試”其中一名滿臉長著青春痘的高個子保安對我虎視視眈眈地看著，另兩個保安顯然已相信了我的話。雖然我曾來過大門，但由於是好幾個在一起，此時還沒有人認出我來。正在門口登記時，那位直盯著我看的保安突然開口說：“我看你最好就不要進去了，因為我們這兒的工資很低的”另一個保安也接過話茬，壓低著嗓門說：“我們每天都得守在門口十幾個小時，沒有假期，每月工資只有四五百元，昨天我們就有兩個保安就因為工資太低、工作太累而辭職了。”我竊喜：原來這些保安也對自己的老闆有怨言呀！我故作無奈的樣子，攤開雙手說：“老兄，咱們這些打工的做什麼不累呀？沒有法，工資再低也得找碗飯吃呀？現在南下尋工的人太多了，你不幹，很快就有人來幹。如果不是當了幾年兵，我這個時候還真不知能找到什麼樣的工作呢”見我態度如此堅決，一個小個子保安說：“你在這裡肯定做不長的，很累的啦。”我故意接過話茬答道：“再累，也不會累死人吧？”聽到我的這句話，另一個正在為我做入廠登記的保安脫口而出：“誰說沒人累死呀？前不久我們廠裡就有人累得吐血死了。現在人家還在扯皮呢”說到此，對方意識到自己說漏了嘴，馬上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緊張地張望了一下，見沒有人，這才縮了縮脖子，趕緊不再說話了。一個高子保安打通廠辦的電話後，一名辦公室人員又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