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勞作之中，翻來覆去讀的，就是我下鄉時帶去的那幾本我特別喜歡的書：《羅密歐與朱麗葉》、《貝姨》、《紅與黑》、《父與子》、《貴族之家》、《契訶夫小說選》、《杜布羅夫斯基》在當時，這些都屬於禁書。幸好無論是山寨上的農民，還是周圍的知青，誰都不曾去打過“小報告”。
國慶30週年的時候，我仍生活在那個叫“砂鍋寨”的地方。不過文學已和我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最早的三本書《高高的苗嶺》、《深夜馬蹄聲》、《巖鷹》。根據《高高的苗嶺》改編的電影《火娃》已在全國上映，它竟然還在我插隊落戶的山鄉拉起白色的幕布放了一回。而一部新的長篇已趕在十·一前出版的當年第五期《收穫》上刊出，那就是完全依照我的心願僅花半年時間寫出的《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喜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貴州作協將遵照省裡指示把我調去當專業作家，我在完成了長篇小說《山風凜冽》的創作之後，又完成了《蹉跎歲月》，我的孩子也即將出生。但我無意沉浸在這一片喜悅之中，我如飢似渴地閱讀著重新出版的大量的書籍，有“文革”之前出版過的，也有新翻譯進來的，還有無數新湧現的中青年作家們創作的，我深知文藝春天的來之不易，我珍惜命運賜予我的這一珍貴的時期。以後的好些年裡，我婉辭了一次次的盛情相邀，我謝絕了幾乎每個月都能收到的“筆會”請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