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5～1875年在參與中東地區事務中所表現出來的節制，看起來是一種謹慎的亡羊補牢行為。比如說我們已經知道，勒塞普斯早在1854年6月，也就是在從總督處獲得必要的特許權之前6個月，曾經找到詹姆斯尋求對運河專案的支援，但是被婉言謝絕。羅斯柴爾德在都靈的代理人朗道有一個兄弟在亞利桑德利亞，他與歐鵬海姆銀行一唱一和，試圖引誘羅斯柴爾德家族參與19世紀60年代中期給埃及政府籌款的活動，但是最終也沒有得逞。儘管年邁的詹姆斯有些動心，但這次他的侄子奈特的風險意識取得了很少見的成功——而且，理由也很充分。儘管列昂內爾在1867年直接接見了一名帶著禮物的埃及代表，他也很禮貌地回絕了。到1869年，甚至就在運河已經正式開通後，阿爾方索還在預言蘇伊士運河公司將會倒閉，而且倫敦的推論是埃及政府將會緊隨其後。倫敦和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都不看好土耳其的金融前景：安瑟爾姆想透過巴爾幹擴充套件南線鐵路的想法顯然沒有得到他的堂兄弟們的同意。當埃及財政部長伊斯邁爾·薩達克·帕薩在1874年尋求羅斯柴爾德財政支援的時候，他的請求被斬釘截鐵地回絕了。他們能同意做的最多隻是保證威爾第1871年在開羅歌劇院執導他的《阿依達》全球首演式的時候能夠拿到他的報酬。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
到1975年年初，仍然沒有明顯的理由讓羅斯柴爾德改變他們的看法。勒塞普斯已經瀕臨破產，因此自1871年開始一直在想著把這條運河賣給一個或者多個歐洲大國，但是土耳其政府一直都在阻撓把任何有關的計劃拿出來討論。格萊德斯通政府也沒有表示出任何興趣，因此，運河的未來變得撲朔迷離，因為關於它的通行費的收取涉及了複雜的法律爭議。迪斯雷利在1874年2月回到權利中心是把羅斯柴爾德家族送上舞臺的第一個關鍵的變化。由於迪斯雷利總是對東方的一切事物懷有羅曼蒂克的想法——但是又很現實地洞悉了新的“東方危機”的臨近，以及埃及在未來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列昂內爾重提英國購買運河的問題，而且納蒂也因此目的被派往巴黎。對於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常敏銳，他們看到了在埃及運河上覆制他們早先為歐洲鐵路所開創的模式——也就是為大型資產的出售進行融資——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古斯塔夫所報告的，法國政治上對英國購買想法的反對似乎成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當迪斯雷利建議透過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總督在運河上的股份而避開直接購買的問題的時候，金融領域也表現出反對，這反映的是地產信貸銀行、國民銀行和英國—埃及銀行之間的緊密聯絡。
由土耳其首相邁哈邁德·那蒂姆·帕薩在10月7日宣佈了土耳其破產公告，透過削弱總督和他的法國銀行家們的地位使局面出現了轉機。隨著土耳其的破產，埃及很難再借到什麼錢，然而伊斯邁爾需要（他自己也是這樣的）300萬～400萬鎊來支付11月底到期的債務。法國銀行和德維沃提出透過用總督的運河股份做擔保給他提供短期貸款，但是他們不久就陷入了僵局，這給迪斯雷利提供了機會。11月10日，英國財政部請求幫助“重組並控制”埃及金融的說法，發出了總督已經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