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受到了他垂危的母親對這個事情的鼓勵，他曾試圖動員其他有錢的猶太人——包括列昂內爾·科恩、貴金屬經紀人F·D·莫卡塔、克勞德·蒙特費奧和塞繆爾·蒙塔古——的共同參與，但是到最後，成立於1885年3月的百分之四產業住房公司的4萬英鎊股本金中的1/4，還是不得不依靠羅斯柴爾德家族（另外一個主要的贊助者是由羅斯柴爾德支援的猶太人免費學校，這個學校在兩年後借了8000英鎊給這個公司）。
百分之四產業住房公司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慈善組織：其公開宣稱的目標是“用相當於每年所收資本4％的淨紅利的最少租金，提供儘可能多的住所”，而這種方式推出的公寓所表現出來的“駭人的功利主義”遭到了現代社會歷史學家的譴責。然而，這種固定收益與那些純商業性操作、以地主獲取更高額回報為目的的做法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而且也可以看成是某種型別的補貼：這些公寓相對於它們所取代的那些貧民區毫無疑問是一種改善。在首批認購的訊息公佈後兩個月，納蒂在弗勞爾和丁街（位於斯位元菲爾中心區的商業街附近）以7000英鎊的價格從都市工廠委員會買了一塊地。這座7層樓的簡樸建築由猶太建築師N·S·約瑟夫設計，1887年4月正式建成投入使用，並且以夏洛特的名字命名。建築內部的戶型非常緊湊，可以提供給228個家庭使用（住房477間）。公司繼續在布雷迪街建了一座類似的建築，而且在弗勞爾和丁街又購入了第二塊地，在1891～1892年間建起了“內森尼爾公寓”。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一章 猶太問題（15）
當然，如果把所有這一切都單單看成是對於日益高漲的反猶太人主義情緒所做出的反應，那就大錯特錯了：作為猶太人，羅斯柴爾德家族將慈善工作看成是一種宗教義務，而且這種動力又由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風氣而得到了進一步加強。我們僅舉安東尼的女兒康斯坦絲的例子來說，她是全國女工聯合會的總裁、女士行為規範組織全英婦女戒酒協會的行政管理人員、制止虐待兒童協會的活躍的理事，以及內務辦公室委任的監獄監督員；這些活動是所有的自由黨國會議員的妻子都會很樂意參與的。無論如何，像她的嬸孃夏洛特一樣，她對這一類的工作也是樂此不疲。她對於猶太人組織的參與也同樣積極，甚至更為積極，例如猶太婦女聯合會、窮人救濟會女士聯合訪查委員會，以及猶太婦女防範及拯救工作協會（後更名為猶太人保護女童及婦女協會，這個組織的宗旨是拯救“失足婦女”，比如未婚媽媽和半公開的妓女，並防止其他工人階級的猶太女孩走上同樣的道路）。這是夏洛特在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已經建立起來的一種活動模式，而且這種活動顯然給她和康斯坦絲帶來了一種與他們的男性親人從“賬房”中或者政治上所獲得的成就幾乎一樣的滿足感。艾瑪也是一位“身不由己”的慈善家：在1879年，她有記錄的個人慈善捐贈就不下400次，而且還在特靈地區辦了177件“好事”，包括參與教會女童聯合會、青年女子基督教協會以及特靈少年禁酒聯合會。
當然，毫無疑問，這些工作存在某種“防禦性”的考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表明可以依靠富有的銀行家的自願捐助來解決某些正在滋生蔓延的社會問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越來越多的在政治上左傾的政治家認為，政府應該對收入和財富的分配進行直接干預；儘管新自由黨人在世紀之交的提議比較溫和，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與那時期的富人一樣，普遍對任何直接稅收的增加都表現出強烈的不滿——特別是那些動機是針對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而提出的稅收。羅斯柴爾德的論據是“資本”必須免除稅收，以便能夠得到積累；只有這樣，經濟才能增長，也才能期待更多的就業和更高的薪水。作為回報，可以依靠富人在自願的基礎上
對保護窮人的切實需要進行捐贈。我們覺得值得在此稍作停頓，來對這個捐贈到底有多大作用進行一個大致的評估。阿爾方索的遺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因為他做了一個很大金額的慈善遺贈，總值大約為63�5萬法郎，然而，這隻相當於他免稅留給他的兒子愛德華的羅斯柴爾德合夥股份（1�35億法郎）的不到0�5％。當然，這沒有考慮阿爾方索生前捐給慈善事業的鉅額捐款，因此對於他的收入在這方面的支出所佔比例的確定，還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無論如何，這總是反對高稅收的保守派的論據中一個明顯的弱點，這種說法認為，總體來說，私人慈善捐款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