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時，他們發現，是時的鄉村政治組織的中心機關是區公所，鄉鎮以下無足輕重。區長一職成為這個時期土豪劣紳覬覦的主要目標。這一點，蔣介石1934年的言論可為佐證：
“依現行《縣組織法》，縣以下之各鄉，原定分劃為若干區，各設區公所，以為地方自治機關，第組織既不健全，人選亦甚濫雜，經費則尤形短絀。地方民眾之視區長，無異昔日之團董莊頭，絕不特加尊重，於是地方士民之賢良者，多趑趄引避，不肖者則奔競而進，結果各地區長，大都為貪汙土劣所把持，助行政令則不足，壓迫民眾則有餘”。
蔣介石認為，區長職位之所以被土劣所篡奪，是因為區長職位低，不能吸引人才的緣故。其實，這個時期，基層社會精英普遍“上浮”，以至於合格稱職的縣長人選亦不易羅致。政權越深入，人選越雜濫。土劣乘機攬權，乃勢所必然。
據1933年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在河南江蘇等省農村的調查，區長人選非常複雜，有舊官僚、舊幕僚、舊紳士，也有新式中學畢業生和個別大學畢業生。據對河南87個區長的出身的調查，內中大學畢業者1人，專門學校畢業者8人，中學畢業者5人，各類訓練所出身者59人，其他14人。這裡所謂的“各類訓練所出身”的59人和“其他”14人，實際上都是沒有受過正規新式教育的“雜途”之流。其比例竟佔84％。
再看他們的經濟地位，其中佔地300畝以上者佔13。6％，100－－300畝者佔59。1％，100畝以下者佔27。3％。從經濟地位可以看出他們絕大多數是地主。當時的調查報告寫道：“區長們憑藉他們的資格和地位，在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