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公至岐下而「豳人舉國復扶老攜幼，盡歸古公於岐下。」（見同上）薰育莫如之何。更有甚者，「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同上）是皆可想像出來，諒非史遷臆說。因之當時部落酋長絕不敢開罪民眾，相反地他為著吸取民眾，反要取悅人民，因之乃有所謂「仁政」興焉。誰能行「仁政」得到人民好感，誰就能口碑載道遠近來歸，誰就可富強起來。此遺風至戰國時猶未全泯，粱惠王的心理便是如此。他問孟子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他這是在利用「仁政」為爭取民眾的手段呢！
再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孔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亦似重有憂者。」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禮記？檀弓》）可見在春秋時期，「去」——遷徙——的問題還甚簡單，主要的還是以政治為轉移。
以故上古部落酋長，唯一自謀發展勢力之道便是爭取民眾，而「仁政」便是爭取民眾的手段。部落間的競爭，也只有競行仁政。誰行得最有成效，擁眾最多，誰就可以為天子。且看三代後人，皆能說出一套他祖先如何「行仁政」的歷史來。至後來子孫不肖得意忘形，失去了人民好感，因之其部屬又相率亡去，其勢力遂日益式微，結果由另一位仁政行得最得法的酋長，取而代之。故周武王伐紂，初會孟津時，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史記？周本紀》）眾叛親離部下逃得差不多了，於是武王一舉而滅商國，代為天子。
故行仁政是農業社會初期政治的特色。那時代才是真正的民本主義的社會，人民有絕對自由的生活，絕對自由的意志，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自為著他的快樂生活而操作；他們無求於人也無害於人。可想見當朝暾初上，荷鋤頭，唱山歌，是怎樣的一個自由快樂的世界，那確是真正值得我們懷念的原始社會。流傳所及，到後來儒家感世道陵夷生靈塗炭，未免益增思古之幽情，於是一開口便是堯、舜、三代，崇先聖而薄后王，儘量地恭維前人，使他們成了理想化的人物，而想復興三代之盛。可見他們未能瞭解人類經濟生活發展的程式，未能把握住時代，結果奔波一生也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聊以盡心焉而巳。難道后王的本質上，就比先王壞？試看戰國時宣傳仁政最力的大師孟軻亦何嘗不受諸侯的熱烈的歡迎；然他的仁政終究行不通。老實說，至戰國，「行仁政」的時代早成過去，其結果是「天下莫不與之」，或者是因此而被鄰國侵滅，卻大有懷疑的必要。
土地私有與封建
可是後來生殖日繁，耕種技術亦隨之進步，由粗淺的自然播種進而發明耒；由人耕進化至牛耕。土地大量的被利用，荒地日少。因之土地的使用漸漸地感覺不自由。人民各擇沃土以居，最後雖荒山大澤亦漸被利用，誰能捷足先登據有一塊沃壤，簡直是天之驕子。至後來雖求得一塊瘦瘠亦屬不易。因之人民乃據土地為不動產之一而安土重遷了。土地漸漸地感覺不敷分配，兼以地形的限制，井田制之不能再實行，亦是意料中事。
至是但有土地便不愁沒人耕種，因之野心的酋長們所愁的不是寡民而是國小。彼此間爭奪物件轉移至土地上去。國家遂由以人民為主體一變而以土地為主體矣。國君——也就是部落酋長，為著擴張國土，不惜剝奪人民的自由以配合他開疆拓土的野心；暴虐無道的更不惜奴役人民以供一己淫樂。蓋已無需乎再取歡民眾，而人民雖稍感苛政的虐待，亦不敢輕言遷徙了。自是以後遂不復再有仁政矣。
因之土地乃漸漸地變為私有。小而言之人民私有，大而言之國君私有。土地私有的觀念既成立，真正的封建制度乃繼之以起。跋扈的野心家乃思侵奪他人土地以實一己私囊；或劃地以封功臣親戚，役其地人民為農奴。至周初時，己屆成熟時期，周武王乃集封建之大成。《苟子？儒效篇》說：「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太史公估計姬姓諸侯有五十五人（《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考其封土所在地，多在王畿附近的沃壤。其封異姓諸侯泰半屬於不得已，其有古聖先王之後者如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等。史說是「武王追慰先聖王」，實則不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