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十九世紀中葉中英之戰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論「鴉片」、「溺片」都「非戰不可」呢？
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曰：若無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貨歸官」的鐵腕政策，則「鴉片戰爭」便不會爆發！蓋清廷至此，禁菸已百餘年。然鴉片之禍，愈禁愈熾；鴉片貿易愈禁愈大。「鴉片戰爭」原為鴉片而戰嘛！如鴉片之禁令始終只是一紙具文，則英國又何必發動什麼鴉片戰爭呢？無奈鴉片之禍，至道光中葉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權的國家，為著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試一重讀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一折的原文，則知正當進出口商人經營所獲，「較之鴉片之利，不敵數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說到罰輕癮重，吸毒者「刻不可緩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徙。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見黃著《黃少司寇奏疏》）。這種敘述之真切，以今日紐約毒禍與之相印證，都是符契相合的。至於那禁菸名句說，煙如不禁，則將來「不唯無可籌之餉，亦且無可用之兵」。中國如衰敗到那步田地，則「鴉片戰爭」就沒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這一個境界卻正是英國這個大毒梟，在鴉片戰前所企盼的中國啊！出乎他們意料的則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個有為有守、而敢作敢為的林則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煙來，真的means business，則這場戰爭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戰四年，中國大敗虧輸，落得個「五口通商」、「割讓香港」的結果，在本篇正文上，就不必細述了。
「鴉片戰爭」之戰與不戰之權，操之於大英帝國的首相與國會。林欽差被動應變而已。他如要認真地禁菸，不管貴欽差是林則徐、張則徐，都要捱打了。是耶？非耶？
從「印度第二」到經濟第一
英國在清末和中國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兩次是和其他列強合夥來打的「半仗」（「第二次鴉片戰爭」，亦名「英法聯軍」，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和「八國聯軍」，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史家也稱之為「拳亂」、「義和拳」，扶清滅洋之亂也）。
前段已言之，英國是當今世界上最能隨機應變、十項全能的帝國主義，所以它對我們所打的三次戰爭的性質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兩任英國首相（一八六八，一八七四～一八八〇）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國無永恆敵人，亦無永恆朋友，卻有永恆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華之戰，雖方式不同、性質各異，其為大英帝國的「永恆利益」而戰則一也。
概括地說來，中英鴉片之戰，英國的目標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歷史為模式的。遠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英王喬治三世遣馬爾尼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華時，彼即深知清軍火器之落後，在軍事上非英國之敵手。鴉片戰前，英人非但洞悉清軍之不足敵，而清政之窳劣，尤為英方所睥睨。因此縱鴉片一項之入侵，便可不戰而屈人之兵，把中國變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輩漢學家閱拙作或將誣為過甚其辭。其實英人之臣服印度又豈有若何通盤計畫哉？若輩只是乘勢入侵，得寸進尺，終於造成既成事實罷了。其侵華也亦然。鴉片戰後，則司馬昭之心亦為其血濃於水的自己白種夥伴所共識。
（一八四四）締結之後，第一任美國駐華公使義華業（misioner Alexander H。 Everett）於一八四六年十月抵廣州履新，目擊英人在華之不擇手段，對中國主權恣意侵越，便認為英人有計畫要把中國變成「第二印度」而憂心忡忡。義氏並專書呈報美國國務卿及總統，籲請華府聯合歐洲其他列強尤其是法俄二國，加以制止。（義華業呈美國務院之報告原件現存美國「國家檔案局」。於一八四七年四月十日，發於澳門。）其後歷任美使所見皆然。其唯一例外則為第五任美使伯駕（Peter Parker）。
伯駕原為美國傳教士，鴉片戰前即與鴉片販有親密往還。戰後為急求深入內地自由傳教，而支援英國之積極侵華政策。迨伯駕以六任美使館代辦而升為第五任公使時，竟籲請華府「佔領臺灣」，始為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