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綠營兵六十六萬人；中葉稍減。分佈地區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師）及邊陲地區為重，內部較少；安徽最少，不足萬人。（見《清史稿？兵志》）
這一綠營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亂」（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後，清室乃蓄意約束；綠營之中，將不專兵。省級指揮官，提督、總兵等皆受制於科甲出身的文職官員的總督和巡撫；而督撫之間又相互制衡。這就逐漸變成清代重文輕武，以文人將兵的傳統制度了。其後不但「綠營」如此，連「八旗」都統，亦更調頻繁，將不專兵。
清廷這種重文輕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嚴肅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禍首吳三桂那樣的武將專兵的漢族藩鎮，永不再見於大清帝國。——走筆至此，筆者不禁想起某次在臺北街頭搭計程車的趣事。在行車途中，那位青年司機正在收聽臺語「地下電臺」。餘亦傾耳細聽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個字卻聽得極為清晰，那就是「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頗為不解。後來聽朋友相告，說我的哥大小友，民進黨籍的張旭成博士也曾說過，所有在臺灣的「大陸人」，都是吳三桂。聞之不禁大笑。——歷史的發展，真是日月如梭。時間和歷史自會解決其「歷史問題」。很快的這些目前小故事，就會變成歷史上的小掌故，供讀史者笑樂一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也是個歷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總之，清廷這一重文輕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結果，不但漢族再無藩鎮專兵，連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滿蒙武夫，亦漸染漢習，以不文為可恥，而搖頭晃腦去做起詩來 ，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無聊文人，去乘勢投機，攀援權貴。餘讀《隨園詩話》，有時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將兵既成制度，則大清帝國，尤其是漢族之中，便沒個真正的職業軍人作統帥或封疆大吏。以致鴉片戰爭一起，領軍去和「英夷」開打的不是職業軍人的「李廣」或「霍去病」，而是詩文做得頂刮刮的翰林學士林則徐。英法聯軍時，最初文武一把抓，獨當一面的葉名琛（一八〇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進士。最後弄成「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卻被英國人捉到印度去當俘虜。
其後八旗、綠營都腐爛了，不能再用；另組「湘軍」、「楚軍」、「淮軍」、「自強軍」、「定武軍」、「武衛軍」、「新建陸軍」幾乎所有的軍頭從曾、左、李、胡開始，到張之洞、胡燏棻、袁世凱，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張且是翰林學士，文采風流。曾、張在中國近代文學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縱是李鴻章也是位天才橫溢的文學作家。——筆者幼年曾能背誦李鴻章考秀才時的墨卷，文題曰：「天台仙子送劉阮還鄉賦」。那時才十幾歲的李鴻章，竟能改竄《西廂記》，寫天台仙子送男友還鄉「拜拜」時，叮嚀道：「野店風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遲眠。」（真是依依不捨，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顯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閱卷後，大為感動，乃批說：「大盜劫人，不傷事主天才也。」這一批，小小鴻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歲「中舉」，二十四歲成「進士」。
頭戴紅頂花翎作戰的淮軍
這些能夠「將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個「務實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筆下，討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辦」——等於是買一件傢俱——沙發、搖椅、毛巾、夜壺一般。所以他對崔鶯鶯小姐那種脈脈的送別柔情，什麼「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裡，無人調護，〔甜心呀，儂要〕自去扶持」是不會發生太多生理反應的。筆端不帶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試」了。
但是袁世凱卻是這批文人中，弓馬嫻熟，真正打綁腿、扎皮帶，下得操場去，喊「立正、稍息、開步走」的實際的練兵官，和帶兵官。
本來清廷搞「重文輕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這批經過「十年寒窗」磨折，手無縛雞之力；只會下圍棋，不能拿大刀；只會坐獨輪車，不會騎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給你帶兵，你也不願（因為孔孟之學的大洗腦），更不敢（因銳氣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這項設計到袁世凱時代，就是不才所說的要「轉型」了。——事實上，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便是中國「陸軍軍制轉型」的開始。（注意：海軍轉型較陸軍要早二十年。筆者拙文談馬尾海校時，曾細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軍」、「淮軍」，打起內戰來，雖也戰功赫赫，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