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禹欽之輩產生了分歧和矛盾，而這個矛盾又是不可調和的。在康心如看來，這已不是小事，他不能再裝糊塗。在美豐銀行的施政方針大計上，康心如是絕不能含糊的。所以，康心如不能混同於市面上那些沒有理想及追求卻富足殷實的大腹便便的商幫們。他迎合了他們，事實上就是對自身人格的侮辱。他康心如是要做一番大事業的人，是要成為一個有聲望有信譽的優秀麗傑出的銀行家的。
而汪雲松之輩對於在他們看來是荒唐可笑的康心如的理想，也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他們認為康心如這種滑稽的設想過於宏偉、過於長遠了，甚至是一種奢求。其結果只能是誤了他們及時賺錢發財的好夢。他們的理由是，康心如的金融規劃根本就無法適應時世的變化與動盪，而這種動盪的年代只適合於更多地照顧眼前利益，根本不要有什麼長遠的規劃與戰略。在此思想基礎上，江雲松、曾禹欽之輩為美豐制定的原則是：不失時機，能撈就撈，寧可所得為不義之財，也只能是為富不仁了。他們根本不願顧忌到個人形象，他們認為錢就是形象，更不可能照顧到美豐銀行的形象及美豐銀行的未來了。
如此觀念的相悻，為康心如的金融事業蒙上了一層深重的陰影。康心如不肯與汪、曾之輩同流合汙，就等於是他自己將他美豐的權利放棄。做為總經理，康心如可以有他一整套的業務安排，而做為主席董事，江雲松、曾禹欽等更有權利對康心如的舉措加以責難與否定。總之，在這樣不和諧的合作中，康心如已越來越感到困難重重，力不從心了。業務開展不起來，他處理什麼事都極不順手，障礙重重。康心如非常憤怒，他對汪、曾的處處干涉、掣肘極為不滿，且時有反抗。於是江雲松、曾禹欽對康心如也自然是愈加放心不下，他們不僅收束限制了康心如的權利，不讓他管理業務，甚至還專門授意心腹李星橋處處監視著康心如。
美豐銀行這樣的一種劍拔弩張的局面，使康心如非常鬱悶和苦惱，儘管他憑著往日的挫折所積累的涵養，已練就了一副通達超然、不燥不溼的脾氣，但內心深處還是異常痛苦的，甚至有悔不當初的遺憾。與其看著美豐糟蹋在江雲松、曾禹欽這些商幫市儈的手中，還不如當初就不苦心策劃、四處奔波地將美豐買下。現在美豐雖生猶死，名存實亡，看著美豐一天天墮落成某些發財心切的商幫們手中賺錢的工具，康心如真是好不心痛。
於是，康心如在與江雲松、曾禹欽等人的勉力周旋之中，一天天退出了那個權利爭鬥的旋渦。康心如無力改變汪雲松、曾禹欽，他便只得改變戰略，採取消極應付、“忍耐待時”的方法。他相信終有一天，他康心如是能夠東山再起的，他是不會倒的。
康心如在這種不愉快的心情和不愉快的合作中，竟然一等就是整整三年。在這三年中，他時刻等待著重整旗鼓，扭轉僵局。他因為終究懷抱著希望而並未覺得這三年的時間是怎樣的漫長。他一直靜觀著美豐的動向，並一直謀劃著。
一九三０年前後，美豐銀行內康心如與汪雲松等人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銳激烈的地步。原先在合資銀行中，康心如也遇到過此類的情況，但只要假以時日，“雷文總是要出來並必然會站在康心如一邊的。而現在康心如再沒有知人善任的雷文可以依靠了。但康心如同時也看出了事實上劉湘對美豐銀行的左右能量。劉湘的這種能量甚至毫不亞於當年的雷文一樣。於是康心如認定，在這種危機時刻依然可以找到靠山，那就是劉湘，他必須抓住劉湘，就像當年抓住美國的雷文。他相信只有雷文式的劉湘能幫助他改變當前的這種不利的處境。
於是，康心如看準時機，暗中透過一向與他交好的周見三、陳學池等人到劉湘處探聽劉湘對他的看法及態度。康心如一向看重“明君”作用，而他過去曾經經歷的幾度蹉跎，事實上也是靠了“明君”而擺脫困境的。於是，當週見三等人反饋回劉湘對他的看法時，他簡直是喜不自禁，慶幸自己又遇到知人善任的“明君”了。劉湘說他一向十分欽佩康先生的才幹，並暗示劉湘日後會重用康心如的意圖。得此資訊，康心如便知他扭轉局面的時機到了。康心如儘管欣喜若狂，但表面上依舊按兵不動，等待著最後的時刻。
康心如表面上不露聲色，私下裡卻在加緊籌劃。他先是估計到汪、曾是決不會貿然將他趕出美豐的，便提出“請假赴北京省親”，採取了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的策略。這樣便自然將美豐的業務擱置起來，並使江、曾、李等連同已運轉一團糟的美豐銀行晾曬在那裡。這就在破壞了美豐的正常業務的同時，更加證明了美車離開康心如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