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充滿了呢哺的繁音，又是山城的早春時節。美豐銀行在建立整整五年之後，終於全部收歸國人手中。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改組之後的美豐銀行，成立了第一屆董事會。董事會決定，四川美豐銀行的行名不改，業務依舊。董事會一致推舉當時重慶的大財閥汪雲松為主席董事，並聘請經營有方又有術的康心如擔任銀行的總行經理。而作為大股東又是主席董事的汪雲松，又提出要自己的親信黨羽李星橋出任銀行的副經理：商董們因礙著江雲松的面子，便也認可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即在美豐銀行新的董事會成立不久，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在上海和武漢發動了武裝政變，陰謀得逞。從此，國民黨的勢力在全國各地站住了腳。而當時身為國民黨第二十一軍軍長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劉湘的地位，也隨之更加鞏固起來。劉湘軍政府的權力也就越加變得至高無上了。
劉湘權勢的穩固對美豐銀行來說，真是錦上添花。劉湘支援美豐銀行，這是當時全省上下的商幫們都羨慕不已而又望塵莫及的。康心如在這種背景和環境下，更是春風得意，如魚得水。在國民黨剛剛平息了全國戰亂之際，劉湘就明確表態，他不僅明文允許美豐銀行“照常營業”，並且還以川康邊務督辦公署和四川軍務善後督辦公署的雙重名義，為美豐銀行發出通告，通告市民照常使用美豐券，儘量減少對美豐的派墊。劉湘此舉，實在是幫了美豐銀行的大忙。因為當時的美豐銀行在社會上，一向被人們認為是美國人開設的銀行。可現在美國人走了，美豐銀行的日子也就像其他洋行一樣長不了了。因此人們對美豐券的幣信也發生了動搖，以至再次發生了擠兌現象。劉湘的佈告便是為此而頒發的。劉湘是當時整個四川全省說一不二的人物，既然劉湘都站出來為美豐銀行撐腰講話，美豐券便很快穩住了陣腳，甚至得以擴大發行。這使得康心如對劉湘其人更是感恩戴德。
當時的劉湘儘管軍務政務在身，但總是抽出時間“關懷”美豐，他還特別親自召見了美豐的股東——他的舊友周見三及江雲松、曾禹欽等，要他們直接過問美豐銀行的事務，並切實給予美豐支援。美豐銀行能得到劉湘的如此厚愛和關照，這在當時重慶的錢幫與商幫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劉湘就是一把大傘，劉湘就是一座靠山。美豐銀行的股東及其職員們心裡都清楚，美豐有了劉湘的支援，就擁有了充滿希望的未來。
康心如自然也是這樣看的。劉湘的配合，使美豐銀行既有天時，又有地利。但不知道為什麼，命運對於康心如永遠不是一帆風順的。無論他做什麼，怎樣做，總是不能稱心如意，應心得手。在他奮鬥的一生中，總是處處受阻，總有勢利小人與他糾纏，致使康心如總是不能專心致力於美豐發展的事業中。這一次仍然如此，康心如又陷入了由新的重重矛盾組成的旋渦和厄運中。
新組閣的董事會及其新聘任的銀行管理人員，必定會帶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這一點康心如原是有一定的估計與思想準備的。而他採取的對策與方針，則是大事不含糊，小事裝糊塗，他的本意只是要美豐能按照他的規劃而長足發展。在新的董事會中佔有多數股份的汪雲松、曾禹欽等都曾任過重慶商會會長，所以他們在美豐銀行的董事會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甚至能按他們自己的設想和意志擺佈、左右美豐。汪雲松、曾禹欽之輩過去一直認為，最能發財的捷徑便是攀附在軍閥及其軍政府的身上，透過與權力的勾結，從中牟取暴利。而汪、曾他們自己就是沿著這樣一條攀附權力的道路發展起來的。因此，自從汪雲松、曾禹欽以董事的身分掌握了美豐銀行後，便不遺餘力、聲嘶力竭地企圖把美豐變成一個專門替軍閥籌餉的工具，以便他們個人從中與軍閥“共同漁利，打夥求財”。而這一點，恰恰是康心如所最最不能接受的，也與他對美豐發展的藍圖規劃背道而馳。
面對這樣的急於求財的董事，康心如真是苦惱而又無奈。顯然，康心如同汪雲松那種擁有實力的財閥們絕不是一類人。康心如在美國人撤離美豐之時，之所以四處奔走，艱辛搏鬥，想盡一切辦法把美豐從美國人手裡買下來，就是希望把美豐銀行辦成真正擁有金融實力的、世界水平的大銀行，而他苦心在美豐發展的也絕不單單是個人的勢力，而是整個民族的金融事業。康心如的理想與目標都是坦蕩的、光明的。他不止有著對於美豐銀行未來的設計與塑造的苦苦追求。康心如的理想，決不是僅僅著眼於個人要賺的那些大錢小錢，更不能為了賺錢就不惜犧牲掉民族的利益，乃至個人的風度及人格。因此在這個最最關鍵的辦行的方針上，康心如同江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