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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自我認識
永遠不醉，在醉鬼中我獨清醒。 在這方面我能自我約束，同樣，我也從不受傳染病的侵襲，特別是集體的傳染病。 使我著迷是不可能的，我過於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不過，對我來說，思維具有真正的酒醉特點，創造高潮具有真正的酒醉特點，幻想和芳香氣味具有真正的酒醉性質。 我經常在主要之點上和尼采矛盾，尼采的基本方向是“此岸的”
，他想成為“地上的支柱”
，這個世界的封團圈對他具有更高的吸引力。我在基本方向上是“彼岸的”
，超驗的東西對我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從理智上來說，尼采在第二個時期是實證主義者，而我是形而上學者。 可能因此我的二元論因素較強。 在一定的時期我體驗了可以稱之為生活的喜悅，生命力高漲的狀態。 但是我完全沒有對生命的原始的愛，對生活的喜悅經常與悲觀情緒繞在一起。 生活喜悅的高潮在深化與發展中不是導致豐富的現實，沒有導致勝利，而是導致死亡。 正是狄奧尼索斯思潮引導我走向我的生命之最不好的、頹廢的時期，這也就是流放的後期和流放後的時期。有意思的是，生命力高潮時期並不是我的創造思維高潮時期。 在這個時期我作的事較少。 我的很多力量都放在和周圍社會環境的衝突上。 對我來說，個性解放，個人位於社會之上的問題成了中心問題。 我的一個流放時的同志，一個典型的革命知識分子代表，告訴我：“不知你是否將站在高於人們住宅的塔頂上，也許這是美妙的。”
他說他作了可怕的推測：我會被看作毫無希望的“個人主義者”
，雖然我在政治上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甚至完全帶著左派的色彩。 我極力反對俄國知識分子的革命禁慾主義，因為它壓制個人，否定個人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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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革命和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唯心主義１３１
造性權力。 在很多年以後，當我們這裡形成了布林什維主義的時候，我和那種可以稱之為俄國革命知識分子的極權主義現象發生了衝突，和那種使個人完完全全從屬於集團、集體的現象發生衝突，個人經常沮喪。 當很大的流放集團到達沃洛格達時，提出了一個愚蠢的問題：是否需要與警察握手？
希圖集體地解決這個問題。 我則說這個問題我將自己解決。 其實，所有的道德性質的問題也都應當自己解決。 革命知識分子們的紀律是軍事性的，也只有這樣，這種紀律才能保持。我則想單獨地鬥爭，從不同意接受任何軍事紀律，我不贊成也不融合於任何社會集團，也不服從任何集團的道德。 政治上我自然是個革命者，但是在道德上我是富有戰鬥性的“個人主義者”。我的這種“個人主義”同樣是革命的，當然是在特殊意義上的。 我故意作了許多向流放犯們“挑戰”的事。 當時，沃洛格達是流放的中心，在沃洛格達我見過大量的流放犯，主要是社會民主黨人，有時還有社會主義革命者。 大部分流放犯被派到沃洛格達省的縣城，有時，一些人從流放地經過沃洛格達回到阿爾漢格爾斯科夫。我可以作很多的觀察。幾乎所有的流放犯都順路到“金錨旅館”來訪我。 流放犯中有很多很好的、很討人喜歡的人，但是與他們交往卻很困難。他們在意識上是墨守陳規的狹窄，他們讀得很多，但是普通的流放犯中文化水準卻相當的低。 有使我感興趣的。 但大部分流放犯我是不感興趣的。 我被看作是個人主義者、貴族和浪漫主義者。 不過這些年在沃洛格達流放的人中有後來成了名人的，如列密佐夫，謝果列夫，薩文科夫，基斯恰科夫斯基（為了流放的妻子而來）
，丹麥人馬捷龍格（後來成了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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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自我認識
的丹麥作家，當時是油料商行的代表）
，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波格丹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 我和列密佐夫、謝果列夫、薩文科夫、馬捷龍格屬於“貴族”
，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領導著“民主派”。
“貴族派”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