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且慢！這種禮儀只關照熟人。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一個顯著特徵是極低的遷徙率，絕大部分中國人在哪裡出生就在哪裡死亡。這樣一種環境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種“熟人文化”，對熟人、生人，家人、外人進行嚴格區分，如“一回生、二回熟”、“一家人不說兩家話”、“您這是不把我當外人”，等等。
中國文化這種特點典型地體現在中國人的吃和住的方式上。中國人吃飯，哪怕是第一次見面的都同吃一碗飯。西方吃飯，哪怕是夫妻也是各吃各的碗。同樣，中國 四合院 的房子將家人和外人隔開，但是在房子裡面中國人就不太分彼此了。相反西方人夫妻倆在家裡通常各有各的角落。妻子要在丈夫的書架上拿書，要事先徵求丈夫的意見。所以在國外，許多人把家中一兩間房子租給房客，和他們同吃同住。而正是由於中國文化的這種特點，的確很難想象中國人會讓一個陌生人住進自己的家，哪怕他不是流浪漢。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中國文化對陌生人向來不怎麼客氣。不客氣到連鄰居做善事也要反對。
這種對待陌生人的差距可以表現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一個陌生人出現在你的辦公室，中國人問：“你有什麼事？”西方人問：“我能幫你什麼忙？”你看，出發點完全不同。
記得我去巴黎聖母院，發現在門口圍著一堆人，我伸頭往裡面一望，不是有人在打架，人家圍著看熱鬧，而是一個人鼻子在出血，圍著那一堆人是在幫忙。
我到英國諾丁漢大學進行訪問研究時攜帶了一個30公斤重的大行李箱。在諾丁漢市下火車，我才剛剛下車，就聽到有人問我：“Do you need a hand？” （你需要幫忙嗎？）我轉身一看，一個英國小夥子友好地看著我。然後他幫我上下火車站裡的人行天橋，直到我上計程車。除非我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否則，在中國是絕對不會有小夥子來幫我提行李的。
我的另一個親身經歷也許更有說服力。
一個夏日的傍晚，我在英國的一個荒郊野嶺迷路了。我本來帶著地圖，但是地圖上這片地區沒有標明，偏偏路兩旁的樹遮天蔽日嚴重地影響了我的視線。正在我手足無措的時候，前面來了一位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
看著這位救星的出現，我頗為躊躇，根據中國的經驗，我要向她問路非吃閉門羹不可，因為天色本來已晚，再加上路兩旁異常茂盛的樹使得這條小路陰森森有些怕人。坦率地說，這時候要是有個壯漢向我問路，我不一定敢理他。
然而，我又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鼓足勇氣。沒想到，對方熱情地停了下來告訴我怎麼走。我立即拿出地圖請她在地圖上說明。末了，她告訴我，她就住在我要去的那片地區附近，同時開玩笑地說，那個地方恐怕會讓我失望。
望著她遠去背影，我忍不住地想：“這個英國女孩對陌生人可真一點戒備心理也沒有！”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她告別的方式竟然像老朋友。
失衡的社會，冷漠的公民
同是中國人的香港人，卻比內地人慷慨得多。1998年長江水災，香港市民捐款2億多港幣；1999年華東大水，他們又捐款1億多港幣。前不久的東南亞海嘯，在不到兩週時間內，香港各界對海嘯災區的捐款已近7億港元，為香港歷史上賑災募捐最高紀錄，並創下單一城市人均捐款全球之冠。
我們的一項有關慈善的調查也許可以部分回答這個問題。這項調查發現阻止“勤勞、勇敢、善良”的中國城市人民行善的幾大障礙是：
“這事要老百姓來捐款，政府都幹什麼去了？”前不久，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研究社群的學者向我們介紹了他們提高流浪漢救助的經驗。在澳大利亞有一種名為Soup Kitchen的食堂，專門為流浪漢和無家可歸人員提供免費的飲食。類似的慈善機構在西方國家到處可以見到，有些是教會辦的，有些是政府辦的。以前，在他們那裡服務的都是志願者，負責燒飯和發放飲食。後來，他們將流浪漢的姓名和以前的職業記在卡片上，或者掛在牆上，或者做成胸卡。
接下來，他們讓曾經在餐飲或者與餐飲相關行業工作的流浪漢參與到燒飯和發放飲食的工作中來，讓被服務的物件變成服務的主體。僅此一項措施就大大地提高了流浪漢的自我評價。
從上面這個澳大利亞的例子可以看出兩點：第一，發達國家已經在考慮如何提高流浪漢的自尊心問題，而我們目前在為每一個流浪人員提供救助上還有一定困難，確實仍有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