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國民教育，無疑是最符合實際之選擇，且軍事化國民教育，不僅可強民強種，更可規範國民道德，提升國民精神，提高國民素質”
在看到報紙上對國民軍事化的鼓吹文章時，廖仲愷的腦海中浮現出十年前，他在培同孫逸仙等人同陳默然見面之後，有人對他的評價，“陳氏固然生於海外，然其遺傳意識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統派的，無論他的外在多麼西化，但他的靈魂始終是孔教的”
在那個相信“唯信仰可以移山也”的皇帝眼中，相比於歐美國家，中國是一個宗教資源嚴重缺失的國度，千百年以來，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維繫社會執行的有效工具。但在兩百六十年的異族奴役之中，傳統文化雖看似儲存，但事實上民族精神卻被掃蕩殆盡。
“欲拯救吾國之文化，振奮國民之思想，必先從恢復傳統開始。”
早在十年前，其在同教育部官員商討中國教育規劃時，就曾如此說到，而在九年前，其登基之後，更是曾親赴山東曲阜朝聖，他顯然是希望能從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強國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撐。
八年前，皇帝和內閣政府聯合頒佈的《中華帝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明確規定應將儒家倡導的“忠革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作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養目標。同時年教育部又明令各學校製造匾額，一律青底白字，上書“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懸掛於禮堂或公共場所，使師生對此訓民要則“怵目警心，時刻勿忘”。
而在隨後的八年間，陳默然更是不遺餘力地四處宣講所謂的“民族美德”和“儒家哲學”，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到“智仁勇”，從“禮義廉恥”到“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幾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內容。
六年前，因新疆纏回拒絕禁止兒童讀經，從而引發叛亂，在簽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後，陳默然更是在對帝國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民族》中，即已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民族的素質”、“確定我們民族的根本”。他又發表《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說明“禮義廉恥”的重要，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才是復興的唯一工具，他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
隨後，其再次前往山東曲阜朝聖，並在朝聖期間，稱山東曲阜為“中國的耶路撒冷”，同時宣佈“從即日起，將儒教確立為中華帝國國教！”。
而在國教確立的同時，在全國大修孔廟，尤其是回教地區，回教地區的孔廟更是修建於回寺的原址上，這直接引發了長達四年的叛亂，最終叛亂在近衛軍強力鎮壓下被平息，而相應的在那個過程中“國教”在“異端”衝擊下得到了民眾的普通承認，甚至就在華元貨幣的背面都書寫著“我們信仰會儒教”。
在外人的眼中，無論是尊儒敬孔亦或是確立國教，都是出於維持民族傳統、恢復民族素質為出發點，可是在廖仲愷和共和派的眼中，尊儒敬孔、確立國教，卻是為了他的一已私利——為了維持其統治，畢竟千百年來維護中國皇權的，正是儒家精神。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們認為，上帝給人類指派了君和師，讓他們來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陳默然更推崇西方的科學，但因為其皇帝的身份，其卻對儒家的治國之道非常推崇，因為這對他自己的統治有利。不過作為儒家政治傳承的一大載體，科舉制卻是在其不開“恩科”的前提下，不廢而廢除的，但他的統治需要儒家的支援，而儒家若要繼續作統治術，離不開科舉制。可在另一方面，他卻透過“轉學為教”的方式改變傳統儒家，透過授于傑出人士為“儒士”的方式維繫傳統儒教與社會的銜結。
儘管不否認“儒士”對於中國傳統的維護，使得中國在這場千年未有的劇變中，得以保全社會傳統，但是在廖仲愷看來，他這麼做的根本目的卻是維持他的統治，而此時看著這個“國民軍事化”的推行，廖仲愷的心中卻湧起一陣憂意。
“國民軍事化，軍人進入村、鄉、縣、市各級議會、機構，軍人進入學校，軍訓不合格者不予畢業”
回憶著那一條條與“國民軍事化”有關的條款，廖仲愷的心中不禁滿是憂鬱之意，在中國，最堅定的保皇派，不是所謂的保皇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