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前面的“權”就是人之權利，而後者之“權”就是權力，這的確道出了憲政的實質問題。
而梁啟超提到的要準備條件，而不趕快抓住**的大好形勢建立“美好”的西方式民主憲政和共和國呢？對於這一點，即中國是否具備實現民主政治的基礎條件，無論是**派或是楊度自己都是過於樂觀的，可以說，正是這種樂觀，導致了孫逸山身陷牢寵而不出，自己陷為調查局禁錮而無所為。
但相比之下樑啟超的看法卻是十分客觀公允的，甚至是悲觀的。他以為，民主制度之確立及其得以執行有效，必須有一定的國民基礎，無此基礎，民主就是空中樓閣，社會、國家、人民無以蒙其利，甚至反而造成混亂。這就是說，民主政治固然是至高無上的武功，令人神往，但是以中國所具備的功力，練就這樣高層次的神功實在是不可能，因為，中國內功嚴重不足，外功嚴重疲軟，無論如何也沒有實踐、駕馭“神功”的能力。
當務之急是趕快補課，練好基本功，紮紮實實地一步步走向最高之境界。如果強行修煉，則必然是形似而神不似，本質上依然是個**，這就反倒成了走火入魔相對於走向民主的**黨、立憲派想要一役功成的剛猛之道，梁啟超倒是十分看好改良這樣的陰柔方式，正所謂在改良中“潤物細無聲”地完成民主之建設，漸進式實現中國政治民主。
最終事實證明了一切，**黨是勾結國外的亂黨，遭受打壓的立憲黨江河日下，而只有梁卓如的民主黨在過去的九年中，不僅未遭打壓，甚至還不斷發展，成為下議院第二大黨，甚至於連陛下，都對其欣賞有加，幾次欲賜爵給其，但都被梁卓如以“在野監督”為由婉拒了。
“而所謂新中產階層，主要是指依靠知識學歷從事腦力勞動的工薪階層，包括公務員、銀行職員、知識分子、藝術家、工商職員、教師等，這些人，才是中國的新中產階層。”
在這一點上，作為失敗者的楊度，卻有著比梁啟超更多的認識，因為他一直在反思，反思當年中國為何會走向帝制，為何**黨、立憲黨會選擇失敗，曾經，他認為這是陛下手腕過人，可直到四年前，結束了在歐美十六國的為期兩年的考察之後，他才算是明白了根源，根子壓跟就不是陛下手腕多麼高超，而是中國民眾多麼“愚昧”。
“經過帝國建元九年來的孕育，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一直在飛速提高。人口一直從農村流向當地的中心城鎮，從城鎮集結到都市，中國本城市人口從3639萬上升至近9910萬，人口不足5萬的城市從1233個增加到3510個，5…10萬的城市從64個增加到171個，10萬以上的城市從31個增加到116個，20萬以上城市從7個增加到42個。南京、上海、武漢、廣州、天津這些大城市的人口更是達到百萬之多。”
聽著楊度的講述，梁啟超只是微笑不時點頭贊同著，事實上，兩個人早已經就這個問題作出了多次討論。工業化與城市化導致中產階層登場，尤其是伴隨產業資本的確立，各個大中城市急劇吸收地方上的勞動力，與此同時，以薪金生活者為中心的新中間層不斷增長，逐漸將居住地擴充套件到郊區，中國的人口結構現在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中產階層經濟比較穩定，思想比較活躍，但卻無參政權。因此，尋求政治上的發言權，提高政治地位，以合法手段維護自身利益和保證穩定的生活是中產階層的共同要求”
“的確”
章炳麟用力的點下頭，儘管他曾是陛下的親信，但早在九年前，國家確立帝制後，他即退出保皇派，加入了民主黨，在這一點上，他和蔡元培等人都有著驚人的相似，兩人都曾入光復會、保皇黨，但後來卻又都加入民主黨。
“貴族院為勳貴所壟斷，而下議院，雖為民選，但卻無組閣之權，省、市、縣三極議會，又為地方士紳所壟斷，因此才有“欽命內閣說”、“士紳機關說”，民憲之權，於中國可謂是從未存在，最近幾年，民本主義於中國之所以盛行，當以中產政治訴求不無關係。”
“對”
肯定的點點頭，蔡元培隨即說道。
“九年前，在各個大學，學生們聞戰爭而亢奮，但今日，青年中倡導政黨內閣、縮減軍備，卻已成主流”
“而大小商人，同樣渴望改變，他們希望能夠真正在國會發表自己的聲音，從而結束特殊經濟模式，相比於政府企業的掌握的生產資源，民間企業所能得到的生產資源實在是太過有限，而且，在商業競爭上，政府企業又享有各種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