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裡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