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下半年，“文革”動亂開始後，周恩來苦口婆心地說，人民要吃飯，農業生產絕對不能停止。由他主持討論修改的《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在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裡搞文化革命，必須在生產以外的時間進行，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而不能佔用生產的時間，不能離開生產崗位”。1967年初，上海“一月風暴”掀起“奪權”妖風之後，全國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為儘量減輕因“奪權”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周恩來於3月14日提出“迅速建立縣一級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動員一切力量狠抓農業及其增產措施，狠抓工業、交通、財貿、衛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對春耕生產的支援工作。”《周恩來經濟文選》第608頁。1968年以後，周恩來還親自過問抗旱打井、防洪排澇、糧棉生產等工作，親自抓化肥、農業機械等支農工業的建設。
“文革”期間，周恩來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同前17年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有著一貫性，同時也有著“文革”條件下獨具的特點。
“文革”同“大躍進”在指導思想上有許多相同之處。“文革”與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所形成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則往往是相悖逆的。周恩來不可能脫離“文革”的氛圍，對“大躍進”採取否定的態度。但是，面對具體問題，如經濟計劃的平衡、工業與農業的協調發展等，他總是強調要吸取“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對經濟調整時期明確提出並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和按農輕重次序安排經濟計劃的原則，他總是理直氣壯地強調要在經濟工作中貫徹實行。1968年5月27日，周恩來會見尼泊爾副首相比斯塔時說，經濟發展的一般途徑是先從農業著手，再發展重工業。1969年3月24日，他在全國計劃座談會上指出，貫徹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思想，就必須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人不能不吃糧，工業要支援農業。
“九一三”事件後，特別是1973年，周恩來不再是複述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明確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的方針、原則，而是對“文革”以來的歷史進行分析，對國情進行分析，進一步加深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1973年3月26日，周恩來指出，發展經濟首先還是把農業擺在第一位，其次是輕工業，再其次是重工業，就是農輕重的次序。因為人首先是要吃東西、穿衣服。如果糧食國內不能自給，有求於人，那是很費事的。我國有8億人口，進口糧食不僅要付現款，而且光運輸也不得了。所以，如果我們不把農業搞好，靠什麼人都是靠不住的，誰也沒辦法來幫助我們。1973年5月29日，周恩來要求駐外大使回國後到農村去蹲蹲，好好研究研究中國農村的問題，這是基本的東西。他說，中國的農業是一門大學問，要好好學習學習。我們現在所以能夠經過“文化大革命”兩次路線鬥爭，反覆不大，經濟上能夠穩定，就因為是執行毛主席的農業政策，農村還是基本穩住的。這段分析雖然不可能脫離“文革”的氛圍，但瑕不掩瑜，它集中表達了農業穩定是全國穩定的基礎的思想。
十年“文革”，如果不是農村還是基本穩定的，如果不是農業基礎還能維持全國人民有飯吃，那麼全國的局面也就不可能維持下去，黨和國家也就不可能透過自身調節去渡過危機、迎來新的局面。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累死了。然而，農業是基礎，中國的農業是一門大學問，研究中國農村問題是基本課題，這警世之句卻時刻警醒著當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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