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附勢的標準官僚。劉志選和賈雨村一樣，三十年的閒居，痛定思痛，為官之術爐火純青，努力奉承結交魏忠賢，自然是他的最佳選擇。由於他替魏忠賢做爪牙十分賣力，短短一年內就提升為正四品的順天府府丞，帝國首都市政府的二把手，這人還不滿足，大約是因為自己來日無多，決定賭一把。熹宗的正宮娘娘張皇后，十分賢良，對魏、客的野心洞若觀火，常常提醒皇帝，因此魏忠賢十分痛恨張皇后。魏忠賢一直想設法讓皇帝廢掉張皇后，把自己侄兒魏良卿的女兒嫁給熹宗做皇后，如此江山可能真的能姓魏。皇后可不是朝廷大臣，想要撼動皇后，風險極大，一般人不敢出來攻擊皇后。關鍵時刻，劉志選這位老將出馬，上書參劾皇后的父親張國紀，這攻擊國丈爺也不是鬧著玩的，大概是劉志選罷官後，家人飽嘗了世態炎涼，比劉志選更能感覺權力的含金量，於是鼓勵劉志選冒險，劉的兒子們竟然如此開導老頭子：你年紀這麼大了，肯定死在魏公公的前頭，只要魏公公在，劉家的富貴就有保障。將來萬一魏公公敗落了，你已經死了，很難被追究。
劉志選的上書主要內容是攻擊皇后不是張國紀所生，而是他收養的一個囚犯的女兒，顯然這是欺君大罪。好在明熹宗別的方面糊塗，唯獨對皇后，對弟弟信王——後來的崇禎帝十分愛護，連魏忠賢身邊的人都勸他做事不要太過分，萬歲爺別的可欺，唯獨重伉儷、手足之情。
魏忠賢完蛋後，劉志選被論罪，最大的罪行是“傾搖國母”。近四百年前的大明，雖然是不折不扣的帝制，但司法官員還得費盡心思從律法中找出罪名。最後有聰明人提議，法律雖無“傾搖國母”的罪名，但有“子罵母律”，以德治國的大明，忤逆不孝是大罪，打罵父母最高刑可以判處死刑。既然皇后是母儀天下，是天下人的媽媽，劉志選攻擊皇后，就是罵自己的媽媽，罪該萬死。劉志選自知難逃一死，乾脆學習魏忠賢，上吊了斷一生。
七十多歲的兒子因為罵二十多歲的媽媽而論死，現在看來很荒謬，但在宗法社會這很正常，宗法社會是家國同構，國就是擴大的家，這個國家所有人的家長就是皇帝、皇后。所以高陽還讚揚這個判決十分公平，他認為，“法律貴乎有彈性，尤貴乎言簡而意賅，漢高入關的約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於此三章約法出於人人謂然的人情”。
高氏這番論斷我不敢苟同，儘管這番話包含有自然法的某些元素。這種判案方式在家長制的皇權時代，儘管能應付，但禍患無窮，法律彈性越大，判案者的自由裁量權也越大，也越能使有權者利用這彈性傷害弱勢者。
《明史•；后妃傳》載，“一日，‘馬皇后’問帝（明太祖高皇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爾所宜問也。’後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問。’”朱元璋極力防範后妃干政，因此他認為馬皇后不該問老百姓是否安寧這類政事，可馬皇后的回答讓他啞口無言，既然國即家，國法即家法，國事乃家事，父親可以管兒女，母親為什麼不能問兒女的生活狀況呢？
所以說，國法即家法，在明代有時候也不能自圓其說。當然，人家照樣可以解釋：夫唱婦隨，一家子只能由老爸說了算，但當母親的“過問、關心”是否應該在允許的範圍內，因為這是“慈母”的分內之事呀。
崇禎帝身旁的“陸秀夫”
歷代亡國之君中，明代的崇禎帝死得最淒涼。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禎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樹上。
《明史•；莊烈帝本紀》記載著崇禎帝自殺前所寫的遺詔：“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臨死前依然說“諸臣誤朕”一則反映崇禎帝剛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際的心情：你們這些大臣，世受國恩，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一個人也見不著，白養你們了！
歷史記載中，崇禎帝自殺前那幾天驚慌失措，猶如一頭困於籠牢中的野獸。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將北京城圍成鐵桶一樣，崇禎帝還在御案上寫了一句“文臣個個可殺”，密示近侍。儘管隨即抹去了，但可見此時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種地步。這種情形下，很難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