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南兩州：沂州知府唐紹儀高升奉天巡撫，兗州知府吳永轉任沂州，山東鹽運使張蓮芬兼任兗州知府。
除卻涉及切身利益的少數人，山東省內的一般人，即便是關心時局的中下級官員和士紳，也不會注意到上述三條。其影響反而比不上第五鎮在全省範圍內的招兵。
縱觀天朝歷史，軍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一向很低，除卻少數時期，比如晚唐及五代算是例外。大部分時候軍人都處於社會的底層。就官員而言，重文輕武已是慣例，就是在後人極為推崇的宋代。趙匡胤不殺士大夫成為美談，優容士大夫的宋朝，從來沒有對武人客氣過，該砍頭的絕不手軟。到了明代，重文抑武的情況更為嚴重了。一個二品武將見了六品文官甚至都要叩頭。清代制度多沿襲明代，一般情況下，軍人待遇極低，軍餉本來就少，還是打折發放，即便如此。拖餉欠餉成為了常態。好男不當兵的民諺流傳甚廣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山東，直到袁世凱帶武衛右軍入駐，這種狀況才發生了變化。客觀上講，袁世凱治軍是有一套的。他花大力氣組建的小站新軍，一改數百年的陳規陋習，使這支軍隊面貌一新。其主要的辦法一是大幅度提高了軍餉。即使軍中地位最低的伙伕，每月亦有三兩銀子可拿。而且是足額按時發放，基本杜絕了吃空餉喝兵血的陋習。其二是在新軍中提倡官兵一致，杜絕打罵役使士兵。曾有德國教官打士兵耳光被袁世凱發現，抓住這件事不放，嚴懲了教官，維護了士兵的尊嚴。其三是加大了軍官團的培養。舉辦隨營軍校，大力提升中下級軍官的文化水平，培養對軍隊的忠誠度。當然，袁世凱的目的是培養對他自己的忠誠度，還上升不到國家民族的高度，更主要的原因是袁世凱將新軍作為自己前程的最大保障，不會去教育官兵對朝廷乃至國家民族的忠誠。
可憐的是滿清建政後，囿於其出身，也囿於其見識，一直迴避國家和民族這兩大問題。而這兩大問題的闡明。恰恰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標誌。
回到剛才。因為有了那三條，袁世凱所部在山東的擴兵便順利了許多。必須承認，軍餉的提高和足額髮放是最關鍵的因素。
自蒙山軍橫空出世，情況又發生了變化。在1903年底，蒙山軍有袁世凱北洋軍之長。卻又具備了北洋軍沒有的特點。由於其高待遇，極強的紀律性和榮譽感，換來了駐地百姓的真心支援。所以，第五鎮的招兵就比較順利，特別是在蒙山軍常駐的地區，青年踴躍參軍的現象就更為明顯，報名人數和錄取人數大約在五比一。
龍謙多了百餘年的見識，建軍治軍方法上總體上高明於袁世凱。自蒙山整軍，龍謙的目的就是打造一支超越時代的強軍。這是他實現自己目標的根本。最初的做法是在採取更有效更科學的軍事訓練的同時，有意識地培養軍人的紀律性和榮譽感，從上層開始打造一個忠於自己，有道德有紀律有奉獻犧牲精神的軍官團。但限於條件及形勢，只能採取穩步推進的辦法，無論是官兵待遇還是思想教育，都儘量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比如在軍餉問題上，在蒙山時期是沒有軍餉的，直到開啟鄭家莊建立農村根據地後才開始發放軍餉，其標準也是逐步提高的。一直到部隊被改編為威勝軍右翼，其軍餉待遇才基本與袁世凱新軍接軌了。但具體的操作上還是有很大的區別，比如袁部給中高階軍官的特支費，蒙山軍基本沒有。但最早的一批官兵卻擁有了“股份”，股本來自兩大塊，一塊是沒收鄭經的財產，另一塊是來自北京的搶劫。享受“股份”的官兵構成了蒙山軍的骨幹，龍謙的想法顯然是依靠這批人來發展壯大自己的實力。這個做法執行下來，搞得蒙山軍有點像股份公司了。後來加入蒙山軍的司徒均受過德國的正規軍事教育，對龍謙的這套做法曾提出了異議，認為存在很大的隱患。龍謙卻清楚，眼下還需要藉助滿清這棵大樹遮風擋雨，儘管這棵大樹根子已經腐爛了，但畢竟沒有倒，還有很大的利用價值。現在的情況下去講國家民族等觀念，肯定會引起朝廷的警惕，招來朝廷的猜疑甚至是強力的措施。所以，直到第五鎮組建，龍謙的部隊性質上和袁世凱的北洋軍並無實質上的區別，說穿了就是一支軍閥武裝，絕大多數官兵們效忠的是龍謙而不是朝廷，首領的威望更多來自於自身的素質——律己，識人，公道，廉潔，果敢以及有辦法。
對於大多數官兵來說最高首領有辦法才是最關鍵的。當部隊不斷擴大，人員，地盤，裝備都在不斷增強，軍官們不斷升遷。薪餉在增加，部隊的忠誠度就在，凝聚力也沒有問題。只有最核心的軍官團，才抱著一個更高的目標——為推翻滿清，建立龍家王朝而奮鬥。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