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賜死的為6例；卒於流所的為15例；附加杖刑的為7例；長流的為13例；決杖又賜死者3例；長流又賜死者7例；決杖又長流者2例。鑑於被處以流刑的官吏遭遇厄運者更為普遍，所以只注意到前者而得出流刑名重實輕的結論無疑是欠妥的。
至於第二點，該學者是基於這種認識：唐代公罪從輕，私罪從重，太宗卻規定“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因而得出流放輕於徒刑的結論。其實這是誤解史料。經查原文，太宗的規定並不是針對官員某項犯罪的判決，而是本著仁恕的原則，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等平議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因為公罪從輕，私罪從重，故“公罪流，私罪徒”二者在刑罰等級上地位才相當，這恰恰證明了流刑要重於徒刑。而且實際上，唐代也並沒有將流放作為輕於徒刑的刑罰手段使用。
另一位學者認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證據如下：其一，流刑懲治的力度“由古人對鄉土的依戀為保障”，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口流動的頻繁，人們對鄉土的依戀在減弱，故流刑的懲治力度也降低。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雖無流遠之苦，無償勞動的時間卻比犯流刑者要長。其三，唐代在司法實踐中，將流放作為輕於徒刑的刑罰手段使用。
第三點理由無需再辨。只須談談“流遠之苦”是否輕於徒刑。
貞觀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裡數，量配邊惡之州”。可見流刑雖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