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曜微微一怔：“醫學王博士？這年頭就有博士學歷了？啊，是了，此博士非彼博士。”
他剛才只是一時發愣，這時已經回過神來。原來唐代的“太醫署”既是醫學教育機構，又是醫療單位，在編制上分為四科：醫科、針科、按摩科、咒禁科。其中醫科又設有體療、少小、瘡腫、耳鼻口齒和角法等不同專業。每一科中設“博士”一人，其餘依次設有“醫師”、“醫工”、“醫生”若干人，在醫科和針科中還各有“助教”一人，次於“博士”、高於“醫師”。
不過李曜對於一個醫學博士居然會被流放感到頗為意外。隋唐五代時期，隨著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在醫藥方面，為了保證皇室成員的身體安康，在前代醫療體系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更完善的系統，執行這套系統的三大機構就是太醫署、尚藥局、藥藏局。太醫署設立了更全面的官職，除了掌管全國的醫療工作之外，也更多地充當了醫藥大學的角色，並逐步把進行醫學教育、培養醫學人才作為重點，從而保證了不斷為宮廷輸送醫療人才。尚藥局是宮廷內皇帝及皇后等專門的醫療保健機構，負責宮內的疾病治療、御藥的製作及試嘗。藥藏局則是特別為太子設立的，負責給太子治病保健，以利於太子更健康地成長。
於是眼下的情況就很奇怪了，一個教書的醫科大學“博士生導師”怎麼會搞得流放了？
須知唐朝的法律制度是較完備且影響深遠的。自北魏將流放列入五刑後，唐朝進一步完善發展了這一制度，對唐朝的社會政治生活產生了較大影響。從流放型別來說，唐朝流放按時期劃分，大致有三種型別。即：三流，加役流，長流。三流，是唐朝初期，在沿襲隋朝答、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礎上確定的。流放是五刑中的重要刑種，僅次於死刑，高於徒刑。《唐律疏議》“犯流應配”條規定，“三流俱役一年。”即：一等流放三千里，二等流放二千五百里，三等流放二千里。隋朝流刑犯居作期有二年半、三年不等。唐高祖武德二年改流罪居作一律為一年。加役流，是在貞觀年間修改律令，將死刑中的一些內容改為斷右趾，後又將免死罪斷處法廢除，改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注及疏議又說：‘功役流者要流三千里，居役三年。”可能是唐高宗李治水徽年間立改的。長流，《唐律》中雖然沒有記載長流，但在唐代史籍中常出現“長流”之詞。即因反逆緣坐而流者即為無期流放，稱“長流”。如李義府之長流嵩州，韋堅之長流臨封，高力士之長流巫州等。對長流的犯人非經特赦，一般不得返回原地。
想到這裡，李曜忽然一怔，下意識地朝那位“王博士”望去，心道：“莫非這位醫學博士事涉謀反？可他既然只是一個教書的醫學博士，似乎就算真有謀反，也該沒他什麼事才對，就算有人想毒死皇帝，那也該找尚藥局典御（尚藥局最高長官）才是正理。”
李曜這個想法其實也不奇怪，唐朝的流放，在許多後世人眼裡，似乎都認為跟謀反關係很大。甚至不少學者都認為流刑名重實輕。譬如某學者的理由有二：其一，唐代許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還復高官；其二，唐代在司法實踐中，將流放作為輕於徒刑的刑罰手段使用。
而事實是，在實踐中，的確存在許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還復高官的現象，但畢竟是少數。反之，因流放而遭厄運者則不少。
不少官吏死於流放地，稱流死某地。如李襲譽因杖殺番禾縣丞劉武，被“除名，流於泉州，無幾而卒”。宇文節坐房遺愛謀反之事，“配流桂州而卒”。
遭受杖刑的流人，身體嚴重受損，往往死於艱難的流放之旅。天寶六載（747），南海太守彭果坐贓，決杖，長流湊溪郡，結果“死於路”。開元十年（722）九月，秘書監、楚國公姜皎坐事，“詔杖之六十，配流欽州，死於路”。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監察御史周子諒“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而死”。
還有些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賜死或者殺死。如王鉷被告謀反，其子準例除名，“長流嶺南，至故驛殺之”。開元二十年（732），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盜用庫物，左監門員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決杖，“流瀼州，皆賜死於路”。代宗倚裴茙以圖來瑱，裴茙性輕褊少謀，師興，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黎干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即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除名長流，俄賜死藍田驛”。
有文獻記載的，唐代被處以流刑的113例官吏中，不久徵還的為7例；卒於道，或者途中被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