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何人，這封墨敕之中竟然將那姓名之處空著。
李克用身居高位久矣，自然知道這意思，那是說：河中節度使之位，由你李克用來決定！沉吟片刻，李克用忽然轉身，將墨敕遞給李曜，給他使了個眼色。
李曜一時不知李克用這是何意，接過墨敕一看，心中頓時明白李曄的用意。
唐代的墨制是天子或近臣以墨筆書寫，由禁中直接發出的政令，因不加外廷諸省的署名和朱印，故稱墨制，亦有墨敕、墨詔之名。唐代有嚴格的政令制定、執行和相關檔案的管理制度，而墨制是天子未與宰相商議，不經中書起草、門下審查、尚書執行的正式頒詔程式而直接發出的詔令，因此成為一種非正規的，但又十分靈活的政務處理方式，可以更直接地體現和更便捷地傳達天子意旨，對臣下和有司而言同樣具有無上的權威和法律效力。墨制或是直接下達的天子旨令，或是對臣下表狀的批答，承擔著理政、除官、慰勞、賞賜、通關等多種功能。但至晚唐時期，墨制的內涵與外延均已發生變化，成為臣下專權某事或地方行政施令的權宜形式，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政令特性。
唐代“王言之制”有冊書、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敕旨、論事敕書、敕牒等七種形式，分別承擔不同功能。武則天時為避諱改“詔”為“制”，故唐朝天子政令多雲制、敕。這些制敕又大體分為制書、敕書兩大類，一般大事用“制”，次之用“敕”。可見，唐代正式政令之中並無墨制之名。
須知唐代政令的釋出與管理是十分規範的。制敕由天子授意準可，經中書省草擬、門下省複核之後，原始文字由門下省存檔，門下省更寫一文字，加蓋門下省印，送尚書省執行。尚書省接到該制敕的第二份文字，再進行存檔，複寫第三份文字，加蓋尚書省印，交於各部或有司施行。
而墨制“出於禁中，不由中書門下”，因此，墨制的合法性遭到質疑。武則天時，宰相劉禕之就因力爭“不經鳳閣（中書）鸞臺（門下），何名為敕”而獲罪。唐德宗貞元三年，陸贄上《論翰林學士不宜草擬詔敕狀》論雲：“伏詳令式及國朝典故：凡有詔令，合由於中書。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蓋所以示王者無私之義，為國家不易之規。”可見，天子詔令“由於中書”是“無私”，而“墨制施行”則被視為“私”；“所司不須承受”則反映了朝臣對墨制的抗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對皇權濫用的約束。
至晚唐以來，大唐王朝已是江河日下，天子在各種危機的應對及處理面前顯得力不從心，以致皇權日衰。在這種背景下，墨製成為天子授予權臣臨時對某事負有專權的代名詞。其中，尤以唐末黃巢起義為轉折。唐僖宗中和元年正月，“詔（淮南節度使高駢）刺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唐廷授高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許墨制除官，但又限定職權範圍，這應被視為權臣開始掌握墨制之權的開始。
黃巢攻佔長安後，僖宗入蜀避難，在中和元年三月以鳳翔節度使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同年七月，僖宗又以宰相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許其“自闢將佐”、“便宜從事”，王鐸先後以墨制授孟方立、李克用、朱溫、王敬武等人官職。此時的墨制，其實是天子在特殊時期授權某臣專司其事的臨時性辦法，權力一般限定於宰相、重鎮節度使等權臣自行任命官吏。因由某臣代行天子之權，故多稱“承製”。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晚唐國家危難、朝命難達的特殊時期，主要是為應付變亂、激勵部屬所置。這種行令選官方式因無皇帝硃批，因此以墨制形式存在和運作，須待政局恢復正常之後，重新表奏，得到天子準可，再由朝廷正式任命，發給告身，由有司備案。
晚唐以來，朝廷政令不行，藩鎮跋扈妄為，中央與地方分權矛盾凸顯，而皇權已大不如前，大多僅存於形式或名義上。針對於此，地方割據勢力多采取先自作主張，然後表奏獲准的方法。這種政令執行方式實際上是藩鎮幕府自行闢官權力的延伸。唐代使府的幕職僚佐本來由朝廷配置，後逐漸發展到由府主自行闢署，以奏薦形式得到朝廷確認即可。但朝廷對幕府奏官權力是有一定限制的。唐末節度使每年只“量許五人”，團練使“量許三人”。而墨制之權正是這種藩鎮自行闢官權力的擴大化。
墨制在晚唐尚由朝廷派出的王鐸、鄭畋等權臣把持，賦予專權之責。然而，後來在地方權力運轉中漸行漸遠，成為藩鎮跋扈擅權的主要政令形式。景福元年七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攻克山南西道，先墨制以李繼密為興元留後，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