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指輕忽農民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鉅性）
，又急於求成地搞社會主義，因而不能不經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傾思想，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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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４１
是早年的“返祖現象”。
從工作作風、方法上分析，毛一向迷信群眾運動，從延安“搶救運動”
，一直運動到“文化大革命”。
（李代耕插話：群眾路線與群眾運動是兩回事，《決議》應將這個問題講清楚，今後再不要“運動”群眾了。）延安８０％的知識分子上臺“坦白”
，被“搶救”成特務，結果這些人中，一個特務也沒有，連王實味也不是。開國以後的運動，似乎是接受了教訓，但也總要搞個５％，幾億人口的大國，右派就五六十萬。
大鍊鋼鐵，９００萬人上山，樹木砍光，至今還難恢復。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黨內黨外、全國遍地幾萬幾十萬地整特務。
這種搞運動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壞國家經濟，毀滅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越來越迷信自己，安於搞個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責任）
，聽不得批評。談到王明路線和洛甫任總書記時，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
，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從領導一元化發展到“大權獨攬”
，這就從制度上形成個人獨斷專行了。開國之前，事實上毛確實一貫正確，但黨的正確路線和毛澤東思想中，也還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績，不能全歸功於己。至於後２７年中的錯誤，不能說他自己沒有察覺，但完全聽不得批評。
１９５８年，田家英跟我談過，他離開中南海時想提三條意見：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
；二、聽不得批評；三、不要百年之後有人議論。田在主席身邊十多年，這種聽不得批評的感觸極深。如果說，毛一直到去世前還認為十年浩劫是三七開，這隻能說，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確；或者是唯恐有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一意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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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
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爾反爾，在毛晚年達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
此種例子很多。發動“文化大革命”
，從搞《海瑞罷官》起，就是揹著政治局和書記處搞突然襲擊。
從客觀上分析，前２８年，由於敵人強大，有三座大山，還有共產國際、斯大林，這是客觀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約，因此，毛始終保持實事求是，謙虛謹慎。如在軍事上，從不言決戰，直到遼瀋戰役開始，才言決戰。開國之後，經抗美援朝，認為美帝不過如此；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之後，認為斯大林也不過如此；１９５７年到莫斯科開會，對赫魯曉夫當然不在話下；在黨內是“鶴立雞群”
；至於民主黨派，更不在話下；群眾鬧事，沒什麼可怕總之，失去了一切制約，必然難免信口開河，隨心所欲。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當然決沒有準備搞十年，也許只准備搞“水也可以覆舟”
，直到武鬥之後不好收拾，才搞兩派聯合、工宣隊、部隊支左等等辦法。但這種制約也沒有起作用，最後還說“七八年要來一次”。
毛澤東後２７年的一系列錯誤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兩大錯誤說明：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後成為一個一意孤行的獨斷專行者。
這個歷史悲劇，《決議》應當很好地總結，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引以為鑑。一個革命政黨，必須有辦法對黨的領導人實行有效的監督，否則，領袖一犯錯誤，就會成為全域性性的錯誤。這是我們這一代尚未完成的歷史使命。
《決議》當然不能像我上面講的這樣來寫。不過，為什麼一個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的人，最後竟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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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３４１
個問題應當從思想到作風等方面說清楚，能有一個粗略的交代也好。
這個《決議》確實難寫，寫成這個樣子已很不容易；經過大家討論，相信會寫得更好。
《決議》必將進一步解放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更有利於四化的實現，從而使我們的黨成為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黨。可是，沒有各級幹部和全體黨員理論水平和思想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