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之外的某種需要。這樣說說我覺得也無妨，因為無論是怎麼樣的說法，都不應該影響到一個作家內心深處對生活的獨特的感知和對藝術的獨特的追求。
汪：我承認它們在地域文化上有一些內在的聯絡，在敘事與語言風格上有一個作家抹不掉的印記，但在看待長篇上，在對待長篇的功能上，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而這種想法可能恰恰是反系列的。
範：非常贊同你的說法，我覺得從創作上講，“系列”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即使是同一個人的作品，從同一個人的手中出來，也不同於從同一個機器裡壓出來的產品。對生活的感受也好，對藝術的想法也好，在人的腦子裡千變萬化，千奇百怪，哪裡可能你想系列就係列得起來呢。當然硬要做系列也是做得出來的，但那就是寫作者跟著概念（系列）走了。
汪：這裡面確實有個文體精神的問題，也就是說，文體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一種文體到了一個有文體意識的作家手裡，就會成為他話語的一部分，為他所驅使，跟別人不一樣了。比如，有人喜歡系列，喜歡用連續的長篇去表達某一種東西，也有的人執著地用長篇去鍛造某一種理想中的風格，但你好像不是這樣，我剛才就說了，你倒是一直在變。
範：其實我一直在苦苦思索關於變的問題。我想我在藝術上是不是個沒有定性的人。當然，變這個話題，早些年沒有，至少在寫《百日陽光》前談得很少，別人也不說，自己也不想。但在寫了《百日陽光》後，這個話題就開始進入到日子中來了。不光是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也在變。也是眾說紛紜，有人說應該變，有人說不應該變，有人說變得好，有人遺憾變糟了。我自己呢，則經常處於這種種議論的影響中，左右搖擺，我也想不明白是變好呢還是不變好，我更不明白是變得好了呢，還是變得糟了。好在沒有因為搖擺就走不動路了，就停下來了，在搖搖擺擺中一直走著。更何況，以我的體會，搖擺只是一種臨時的短暫的念頭，只是說說而已，一旦到了寫作的時候，就不搖擺了，那怎麼辦呢？很好辦，自己愛怎麼寫還怎麼寫。
汪：確實在變，多方面的變，從題材到主題，再到藝術風格，《老岸》之後的《百日陽光》、再以後的城市，一個寫蘇州市民生活的女作家忽然寫起了鄉鎮的變遷，筆頭一轉又寫到了城市建設與文化選擇，接著似乎又“本分”起來，將目光投向與自己同一性別的人們。我想，這部《赤腳醫生萬泉和》又出乎不少人的意料與閱讀期待。
範：關於書名我想說明一下，我先前起的是《赤腳醫生向陽花》，發表時改成了《赤腳醫生萬泉和》，萬泉和是一個赤腳醫生，但其實我要寫的不僅僅是一個赤腳醫生，所以雖然小說已經在《西部華語文學》０７年第一第二期全文發表了，但在出書前我還在堅持改回原來的名字。我前面說過我不是一個固執的人，如果最後的書名仍然叫《赤腳醫生萬泉和》我也會接受，但我心底裡還是喜歡“向陽花”，這無法改變，也說不清是為什麼。
汪：很想知道這部作品的寫作動機。我想它一定與你對過去生活的記憶有關，甚至，與你某一時期的情結有關，比如，你在上山下鄉的時候有沒有當過赤腳醫生？或者這一行當曾經是你的理想？
範：肯定有我的親身經歷和感受，肯定有情結在裡邊。６９年底我們全家從蘇州下放到江蘇吳江縣農村最南邊離浙江很近的那裡，就是茅盾的故鄉烏鎮那裡，就是半農半桑地區。我們到了農村住的那個院子，就是萬泉和家的院子，幾乎一模一樣。去年我們蘇州五個女作家（都是從吳江出來的）搞了一次回孃家的活動，回到吳江，回到各自呆過的村裡。我回到了當年的那個院子，大屋都拆掉了，造了新樓房，但令我驚喜的是院子的模樣還在，院子前邊的兩間小屋都還在，小屋還跟當年一樣，不派什麼大用場，堆放一些雜物。當年我們大隊的合作醫療站就在我們的院子裡，所以萬泉和畫的圖是非常非常接近真實的，幾乎就是零距離。我那時候還小一點，不可能當赤腳醫生，但是我向往當赤腳醫生。我母親得了肺結核，天天要打針，我就勇敢地嘗試給她打針，結果就像萬泉和一樣，手抖得像篩糠，針頭還沒有碰到面板，藥水已經被我推光了，我母親哈哈大笑。我母親病了大半輩子，苦了一輩子，但她是個浪漫的人，小資的人，是個富於幻想的人。後來稍大一點，高中的時候了，又因為全國轟動的針灸治聾啞人的事情，感覺自己也應該做那樣的事情，想方設法去弄來一些針灸的書，弄了幾根針，但自己被那些細長的閃亮的針嚇著了，連嘗試一下都沒敢。但無論怎麼樣，在我剛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