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延安出版了毛澤東同志的《農村調查》一書。
現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以那個本子為基礎，加上若干篇文章，編成《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其中除《農村調查》的《序言二》和《跋》以外，都是在《毛澤東選集》中看不到的。
《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一個篇幅很短的檔案）和《尋烏調查》（書中最長的一篇，佔１４０頁）
，是第一次公開發表，尤為可貴。
從方法論、認識論的角度看，這本農村調查文集有很重要的意義；從歷史學、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也是很值得一讀的書。
毛澤東同志在１９４１年《農村調查》序言二中特別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瞭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１７頁。下同）這一點當然是我們在讀《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時應該注意的。但是，為了認識與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和近代歷史（也就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社會和歷史）
，這些在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３年之間的農村調查材料和作者對這些材料所作的分析還是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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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繩文集１１
的。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興國調查》表明，在農村人口中佔６％的地主、富農佔有８０％的土地，而在農村人口中佔８０％的貧農、中農所佔有的土地卻只有２０％（農村人口的其餘部分是完全沒有土地的僱農、手工工人、小商人和遊民）。在《尋烏調查》（１９３０年５月）
、《興國調查》和其他調查材料中，提供了許多有關農村中的封建剝削的具體數字和情況。
１９２６年寫的《中國佃農生活舉例》一文根據湖南湘潭西鄉的材料，詳細地計算了一個佃種１５畝田的佃農的收入和支出。
《興國調查》又考察了８個農民家庭（他們中７家自己有一些田，又租種一些田）的生計。這些生動的材料都表明了，當時的農民在沉重的封建剝削下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還困難，是沒有任何餘力去提高農業生產力的；農民要求生存，社會要進步，不革命是不行的。作者所調查的地方都沒有什麼特大的、其勢力超過一縣以上的地主；這些材料，是在全國大多數地區有代表性的。作者以極其客觀的態度進行調查。例如他在《尋烏調查》中談到農民出賣自己的兒子的情形說：“所有我的調查都很謹慎，都沒有過分的話。我就是歷來疑心別人的記載上面寫著‘賣妻鬻子’的話未必確實的，所以我這回特別細問了尋烏的農民，看到底有這種事情沒有？”（第１５０頁）
參加他的調查會的三個農民有名有姓有具體情節地指出，許多貧農因為斷了糧，因為要還債而把兒子賣到紳士和富農家去。
“據他們說，在他們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賣過兒子的。”
“普通總是賣兒子，賣妻賣女的不經見。”在兒子一賣出後，債主就惡狠狠地跑來索債，“因為這時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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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債的生死關頭他就顧不得一切了“。
作者於此不得不慨嘆地說：“舊的社會關係，就是吃人關係。”
對於這種吃人的社會關係，透過全國各地的土地改革，我們已經有了非常豐富的材料，這些材料更證明毛澤東同志在較早時期進行的調查是完全可靠的。他說，由於他了解了土地分配的狀況（當然還有剝削狀況）
，使他得出兩個字的結論，就是革命。
“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這個革命是能獲得８０％以上人民的擁護和贊助的。”
（第２６頁）
《尋烏調查》中對於地主階級作了具體的分析。
這個調查材料把地主分為大中小三類，而且把尋烏全縣７個區的２０個大地主和１１３箇中地主的經濟情形、政治態度一一列舉出來。
“為什麼要把他們逐一列出來？
為的要研究這個階級的政治作用，不列出來便沒有充實的例證。“
（第１１５頁）
總起來說，大中地主“對於生產的態度是完全坐視不理。他們既不親自勞動，又不組織生產，完全以收租為目的”
（第１２４頁）。因此他們對發展社會生產力絲毫不起積極作用。
依政治思想看，大中地主則分為三個部分，“新的佔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