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地以及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在中學裡的幾位語文教員(那時叫國文教員)應該說是很優秀的教員,我現在還能記得在初中三年級時一位姓諸的教員充滿感情地向孩子們講《離騷》的情景。這段學校教育為我後來自學打下了基礎。正規的基本的文化知識教育確實是很重要的。現在我們黨要求幹部必須具備專業知識,但是如果沒有基本的文化知識,是很難學好專業知識的。所以,青年朋友們應該繼續努力學習語文、數學、史地、理化、哲學、外語等等,把基礎打好。
1935年,我離開北大到上海後,一邊學寫文章,以維持生活,一邊自己繼續學習。當時我主要是自學哲學,從古希臘哲學學起,儘可能地把當時我能找到的各家著作的譯本都讀一下。在兩年的時間裡,陸陸續續地從古希臘哲學讀到17世紀培根、霍布斯的著作。抗日戰爭的爆發使我中斷了這種比較系統的學習。我除自學哲學外,也看歷史、經濟學等方面的各種書籍。小說是從小就看的,看的第一本小說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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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義》。十歲以前家裡可看的書不多,《水滸》反覆看了好幾遍。到中學時可以從圖書館借書了,從讀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禮拜六派文人用文言翻譯的《福爾摩斯偵探案》,逐漸地過渡到讀新文學,先看冰心和郭沫若的作品,然後接觸到魯迅的著作,接觸到19世紀俄國和法國的小說。
一本《歐洲文藝思潮概論》使我知道了文學原來有這麼多流派。
漆樹芬著、郭沫若作序的《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也許是我看到的第一本理論書,這本書使我知道什麼叫帝國主義以及對帝國主義的種種不同的解釋。
關於讀書
人們常說,專和博要結合,這話是對的。在比較集中地攻一門知識的同時,應該儘可能廣泛地把各種門類的各種書都讀一些。我對有些方面的書沒有讀過,沒有能力讀,至今引為憾事。
最近胡耀邦同志向中青年幹部提出了一個要求,即需要閱讀2億字的書。有的同志估算了一下,認為一個人要用50年的時間才能實現這個要求。
這就是說,每年讀400萬字,每天讀一萬多字。我認為,年輕的同志應該努力在15年到20年的時間內完成這個任務,這是可以做到的。
2億字的書當然包括小說,包括可以使人增長見聞、豐富知識的人物傳記、旅遊記、記述歷史史實的著作等等,這些並不都是需要正襟危坐,逐句細讀的。我認為,應該養成快讀的能力和習慣。有許多小說,一小時可以看四五萬字。讀理論著作當然不能像看小說那樣快,但我認為平均一小時讀兩萬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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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夠做到的。
即使是馬恩全集裡的文章,有的需要精讀,但有的可以較快地瀏覽。在2億字的書中,四分之一的書要精讀,四分之三的書可以瀏覽。那麼,每天抽出兩小時來讀書,在15年到20年的時間裡完成這個任務是可能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席捲到蘇州這個城市。
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上海戰爭,對於蘇州的學生更是起了強烈的影響。這時我開始閱讀馬列主義的書。最早對我影響較大的是瞿秋白的《社會科學概論》、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這最後一本書是被嚴禁的書,一箇舊書店老闆悄悄地從書堆中取出來賣給我的。我也開始讀當時已有譯本的《反杜林論》、《哲學的貧困》,等等。那時我才十四五歲,這些馬列著作不能全讀懂,只能有個模模糊糊的印象。不久,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在《讀書生活》雜誌發表了,這時我已上了大學。這本書是很受歡迎的。艾思奇比我大不了幾歲,但是他的《大眾哲學》給我的印象較深,它使我從那些艱深的譯著中得到的模糊印象有了比較明確的概念。早期的譯本往往很難懂,要一字一句去摳是很難辦到的。
所以,我讀馬列著作養成了一種習慣,觀其大意,不去摳其中個別詞句。這可能不是個好習慣。但不從總體上、基本精神上去了解,而死死地抓住一兩句話甚至幾個字,好像到處是微言大義,恐怕也不是好辦法。
1940年、1941年我住在重慶,認真地通讀了郭大力、王亞南合譯的《資本論》三卷,這比以前的幾種不完全的譯本好讀多了。我讀《資本論》比較仔細,但當時也不能完全讀懂。對馬列主義著作,要反覆學習。有好些書,不能只讀一遍,需要多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