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據稱是以防止國家變“修”為目的而進行的踐踏基本人權的浩劫。多少罪惡假國家之名而行！即令沒有權勢者作惡的主觀動因，“國家”也難免有損傷公民利益的錯失。國家（國家機關）與民眾謀個人、某些人）的利益，在某些時空產生對立，這是有目共睹的歷史與現實，並不像中國的普里希別耶夫中士所指控的，是這些年“一些人鼓譟出來的東西”。不然，我們又何必設立《國家冤案賠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首先，應當明確國有企業電括國家壟斷經營的鐵路、電信等行業和國有銀行等），並不等同於“國家”，它們的利益並不是國家利益即全民的利益。這一點這些年表現得是那麼充分：有些國有企業全行業的收入遠遠高於全國人民的平均水平，大大高於全國城市職工的平均水平。一些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員資金高、福利多、住房好，但他們付出的勞動並不比別的勞動人民多。憑什麼，賺到錢它們可以高開銷，該它們拿出錢來彌補別的公氏損失時就要“維護國家利益”了？接連看到一些與國字號單位打官司的案子，這些“國字號”的張狂和執法部門對他們的偏袒，實在教人不平。比如，廣州一位市民的匯款被郵局極不負責任地造成冒領，郵局還振振有辭；北京的消費者買了水貨手機，卻不能按“消法”獲得雙倍賠償；長沙儲戶胡光榮的40萬元存款被人在銀行營業員的熱心“幫助”下以假名、假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