駭然之餘，不禁慨然：官性對人性之扭曲，與獸性何異。
“官性”云云，非我所云。近代四大小說家之一的李伯雲，著《官場現形記》，其好友茂苑惜秋生作序曰：“天下可惡者莫若盜賊，然盜賊處暫而官處常；天下可恨者莫若仇讎，然仇讎在明而官在暗。吾不知設官分職之始，亦嘗計乎此耶？抑官之性有異於人之性，故有以致於此耶？”
時隔百年，倘若誰有心編一本《新官場現形記》，仍復以此序為序，不亦宜乎？
為防“棍痞”之流，還須有言在先，“官之性有異於人之性”，當然指官中的貪官、贓官、奸佞小人等敗類。他們的“官性”，就是寡廉鮮恥，就是貪婪成性，甚而至於嗜血成性。現成的標本，莫過於福建省環保局副局長楊錦生。
楊錦生，官至副廳級，身為“高幹”，猶嫌不足，就任副職才半年，板凳還沒坐熱，就想找人打斷正職的腿，好讓自己“搶班奪權”。此計未遂，又生一計，且密謀了兩之久，終於策劃出建國以來高階幹部中罕見的副職殺正職的驚天大案。
我驚訝的，不是“副廳級謀殺正廳級”。楊錦生殺人前當過省領導的秘書，掌握過省政府批錢批物處長的實權，都是炙手可熱的“肥缺”；後來官升一級，權大了，胃口自然更大，本來就是“仕途驕子”，交椅之側，豈容他人立足？權欲加利慾，諸欲燻心，足以激發出瘋狂的殺人慾，一個人走到這一步，已經是披著人皮的動物，動手殺人，是遲早的事。
我的困惑也正在這裡：一個身上僅餘貪婪和殘暴的官員，平日早就有劣跡可尋，何以還能穩坐其位，不到東窗事發，硬是挪他不動？沿襲多年而遲遲未能打破的“鐵交椅”式的幹部制度，客觀上是不是放縱了楊錦生這樣的“人面獸”呢？
此事值得三思，再三思。
為官而泯滅了人性，復如何？當如龔自珍所說：“士不知恥，則國之大恥。”我們已經從陳希同、王寶森、胡建學、歐陽德等人身上，一次又一次蒙受到巨大的恥辱，當楊錦生被判處死刑的喪鐘敲響之時，振聾發聵的警鐘又該為何而鳴？
還歷史真面目
韓福東（福州）
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我是沒有親歷的，只間接從父輩那裡聽到一些掘草根、食樹皮的片段，知道用“民不聊生、餓殍載道”八字來評價是不為過的。至於“三年自然災害”這六個字是否有悻事實，卻是沒有想過。近讀金輝的一篇文章，給了我一個重新檢視歷史的推力。
金輝懷疑1959——1961年間發生的那場災難不是“自然災害”，是因為“遠的不說，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模的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雪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佔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也沒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災害這一籠統的說法。”於是他引用兩份統計資料：一份是中國國家統計局頒佈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表；另一份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點歷年的水文氣象檔案資料編制的《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5年）》。經過分析、研究，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在1959一1961年間的災難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麼‘自然災害’，而是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萬人去大鍊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麼‘自然災害’。”
“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就這樣破滅了。這不是一個好訊息，因為共和國的歷史上又多了一起人為的大悲劇；而這又的確是一個好訊息，因為我們離真實的歷史又近了一步。
我就有沉重感。我在想：為什麼一定要等災難已經釀成了，悲劇已經發生了，而且許多年之後，我們才有勇氣去直面歷史，才有理智去理清歷史的脈絡，還原一個真實！為什麼呢？
要談的其實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實事求是。而我只欣賞這樣一句話：說到不如做到！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凡事可以隱瞞一時，也只能是一時。
“國家”之名
鄢烈山
“國家”（或“國家利益”）曾是我們社會中的“上帝”，具有不可違抗的權威和所向披靡的威懾力。但時至今日，誰若仍以國家之名要求人們絕對服從併為之無條件犧牲一切，恐怕難以那麼理直氣壯了。“納粹”就是以“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實行的法西斯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