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都發了槍，幹部戰士一律剃光頭。呂正操也剃了光頭，還在大會上脫帽“公示”。這都是以往少有的舉措。故而有的老人說，這次大“掃蕩”準備得夠充分的了，“還怎麼準備啊！”吳西也說：“雖然當時對敵人這次‘掃蕩’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為敵人過後撤走，雨過天晴，但是，和過去的反‘掃蕩’鬥爭相比，這次的準備工作，無論從思想上、組織上和物質上以及各種工作都是充分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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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記克勞塞維茨的名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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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十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系統，準備情況是不一樣的。具體地說，邊緣區的敵情觀念要比中心區強，軍隊系統的戰備情況要比地方系統強。
1942年4月底，也即“五一”大“掃蕩”開始的前幾天，九分割槽之光縣公安局的一位幹部劉劍華，因身體不好，領導安排他去中心區休養，他回憶說：“搭伴走路的人都愛聊天，自然很容易地說起自己所在地區的抗日工作情況說到敵人把之光縣吞食完了，我們已基本轉入地下活動，他們覺得意外。”
其實，不要說“五一”大“掃蕩”前，邊緣區和中心區的情況相差很大，就是“五一”大“掃蕩”開始之後，一個地區已打得雞飛狗跳，相鄰的地區卻仍然十分平靜。滹沱河北已是雞犬不寧了，“而河南地區卻異常平靜”，對此，在當年王林恐怕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他把這種感受寫進了小說《腹地》：天色大亮，汽車路東廣闊的平原上好像是另一種世界，稀稀疏疏地散佈著早起收拾青苗的農民。綠蔥蔥的樹林，圍繞著一個個村莊。村口照舊有兒童或者老頭、婦女站崗查通行證，並且和顏悅色地要求每個過往行人朗誦和回答識字牌上的問話。大剛看到這景象，心裡又是喜悅又是驚異：滹沱河北地區已經被敵人蠶食掉，汽車路西正在遭受敵人的瘋狂燒殺，跟這一片土地相距不過幾十里，僅僅是一條汽車路和一道滹沱河的分隔，竟是這樣的不同，真令人不敢相信。是敵後根據地人民的麻痺，還是敵偽點線間的群眾在反“掃蕩”鬥爭中已經磨鍊出來了呢？村口站崗的兒童，要問過往行人什麼問題呢？據王林講，當時“各村站崗的兒童查通行證時要考問你今年是什麼年？你就得回答是決定世界命運的一年，是決定中國抗戰勝利的一年，是決定冀中命運的一年，是決定我們縣、我們區、村，我們自己命運的一年。”
當時許許多多回答過這個問題的人，恐怕都不會想到，他們的回答，竟真的成了歷史的預言。這一年，真的是決定冀中命運的一年，也真的是決定“我們自己”命運的一年。
據劉劍華講，1942年初，他所在的地區，鬥爭已是非常殘酷了，他回憶說：“之光縣是冀中區的邊沿縣，又是保定敵人的門戶。
1941年底已被敵人蠶食了，敵人的氣焰非常囂張，修公路，建碉堡；三五成群的漢奸、特務隨時出動，搜捕我抗日武裝和工作人員，建立了各種偽組織等。一時烏雲密佈，群眾抗日情緒受到挫折，暫時低落下來。”
劉劍華說，1942年3月出了這麼一件事。之光縣的兩位幹部，王毅（區委書記）和李凱卿（區小隊成員）正住在南百塚村，不料這村裡有個漢奸張文華，探知村裡住著兩個抗日干部，就帶著據點裡的敵人來抓人。這村子南邊，有條几米寬，半人多深的河溝，漢奸是本村人，覺得村南有水，就領著敵人重點封鎖村北，不想王毅他們兩個沒往村北跑，而是奔村南跑。他倆不顧天冷水涼，涉水而過，過了河溝，前頭就是一片滿是泥濘的大窪地。他們在頭裡跑，敵人在後頭追，邊追還邊放槍，“王毅、凱卿飛快地跑著，棉鞋被爛泥粘掉了，泥下面還有沒融化的冰茬，赤腳踩在冰上，像刀割一樣痛。他們的棉衣在過河時被水浸透，越跑越覺得身上沉，跑著跑著跌倒了，爬起來再跑。溼衣服太沉，帶不動，急中生智，他們邊跑邊脫衣服，將溼棉衣甩掉，赤裸著身子跑得更快，飛似地奔向胡指揮村了。”
兩個人跑到胡指揮村，就進了村邊一戶人家。“恰好，裡屋坐了一炕婦女，在玩紙牌。婦女們見外屋來了兩個赤裸的青年，都嚇愣了。青年婦女捂著臉跑出去。有人認識李凱卿，上歲數的婦女問他們怎麼回事，他倆簡單地敘述了脫險情況。說完後，婦女們有的打水他們洗腳，有的拿出棉被讓他們先蓋上，有的去找衣裳，他倆吃過晚飯後轉移了。”事後，劉劍華找到他們倆，“商量如何開展工作，兩人都有點難開口。他們說，區裡幹部看不見了，村幹部有的躲到外村，有的到外地跑買賣了。我們也得出去跑跑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