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十分害怕八路軍，特別是八路軍主力部隊的戰士，稱之為“虎子地”。這是有歷史根據的。
總之，確如聶榮臻所指出的，1940年“百團大戰”，一方面給予日軍沉重打擊，一方面也引起日方高度重視，從而進一步把進攻矛頭指向各抗日根據地，特別是華北的根據地。結果1941年華北各根據地面臨嚴重困難。如果說打擊了敵人，振奮了精神，這是“百團大戰”的積極方面的話，那麼，暴露了實力，加大了壓力，則是“百團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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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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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極一面了。在1940年，毛澤東大概看“百團大戰”積極的一面多些，曾致電彭德懷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到了後來，毛澤東大概又看“百團大戰”消極一面多了一些。聶榮臻說：毛澤東同志對“百團大戰”的宣傳很不滿意。我們到延安參加整風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批評了這件事毛澤東同志批評說，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一百個團參戰，蔣介石很驚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後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的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所以，這樣宣傳“百團大戰”，就引起了比較嚴重的後果。
彭德懷在前線後來，“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些人在批鬥彭德懷時，非要他承認“百團大戰”是一大“罪狀”。“彭德懷被拽起來，打倒；再拽起，再打倒，連續七次！”氣得彭德懷一拳擂在桌子上，吼叫道：“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消滅了二萬多日本兵。”
想當年，彭德懷真是置生死於度外。在“百團大戰”後期關家堖戰鬥中，彭德懷曾抵達距敵僅500米處觀察敵情。當他足抵壕沿，手持望遠鏡，仔細觀察敵人陣地時，隨軍記者徐肖冰拍下了這一歷史瞬間。不久前，著名作家權延赤曾採訪了徐肖冰，徐肖冰說：你再看這幅照片。這是1940年彭總在關家堖指揮戰鬥。我的快門按下來時，正有兩顆子彈從彭老總耳邊擦過，可你看他的神態，有一點受驚的樣子嗎？你看他舉著望遠鏡，一腳蹬在壕邊的土塊上，你仔細看，看清了吧？土塊上有幾個彈眼？少說四五個！子彈就往腳底下鑽。子彈鑽土是噗噗的聲音，彭老總卻毫不理會，我曾對警衛員說：“太危險了，你們快把他拉下來。”警衛員朝我翻一眼：“找捱罵呀！小心‘著’你！”彭德懷是湖南人，揍你說“著”你。警衛員學得活靈活現。
在我軍元帥級將領中，像彭德懷這樣跑到距敵500米處的，能有幾人？可怎麼一下子過去打的那些硬仗、惡仗，都成了罪狀了呢？彭德懷對此怎麼也想不明白。直至1970年彭德懷寫所謂“交待材料”時，仍壓抑不住心中的憤恨。他寫道：“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惡意攻擊百團大戰。他們說，皖南事變是因為百團大戰暴露了力量，引起了蔣介石的進攻。消滅新四軍八九千人，這個罪責應該彭德懷負。好傢伙，這些人是站在哪個階級說話？真令人懷疑，他們根本不懂得歷史對百團大戰的惡意攻擊者，你們站到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的隊伍裡去了。請你們看上面毛主席給我的電報吧！你們的看法為什麼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樣不一致呢？說百團大戰和皖南事變之間有什麼直接的因果關係，是沒有事實依據的牽強附會，說百團大戰和1941年日本人增兵華北之間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倒還有些事實根據。用日本人的話說，正是“由於共軍大規模的奇襲攻擊，導致華北方面軍更大規模的反擊戰，進而發展到消滅共軍根據地的作戰。”而為此則必須增加兵力。據日方文獻記載，“在昭和15年（1940年）底的兵力密度，以華北佔據地區的兵力密度為1的話，武漢地區則為9，長江下游三角地帶為3�5，華南為3�9。”
而據日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第一科高階參謀真田穰一郎大佐1940年11月28日向東京的彙報：“目前佔據的重要地區治安狀況，可按蒙疆、長江三角地帶、武漢地區、華北順序排列，華北為最差。”“最差”的地方兵力反倒最少。1940年，華北日軍僅9個師團及12個旅團，共25萬人。且分佈在數百上千個據點中，師團長在多數情況下，只掌握一個大隊的預備兵力。當年日華北派遣軍曾憤憤不平地提到：“華北是解決事變的重點方面，而兵力密度最小，是奇怪的現象。”日本方面的資料聲稱，“當時華北方面軍的部署，按110師團的平均駐兵密度計算，大致在42�078平方公里約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