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2 / 4)

小說:鬼子進村 作者:著涼

敵人採取許多新的花樣來‘掃蕩’冀中”。

我們在冀中腹地深、武、饒、安一帶採訪時,當地的老人們也都說1941年是個“坎”:“37年日本人是打這過路,沒怎麼到鄉下來。”

“38年日本人佔了縣城,可別的地方,還是咱們自個地國家。”

“39年光記得鬧水了,日本人也沒怎麼來。”

“40年日本人倒是來得勤了,可咱們不是來了個‘百團大戰’嗎?把小日本給頂住了。”

1941年,在冀中秋季反“掃蕩”中制訂作戰計劃,

左一為程子華,左四為呂正操■彭德懷吼道:“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消滅了二萬多日本兵”

1940年百團大戰,消滅日軍20000多人,剛剛打出一片晴朗的天空,怎麼一下子又烏雲密佈了呢?八路軍的將帥們對此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作了解釋。聶榮臻從全國抗戰形勢的角度談了這個問題,他說:這個鬥爭形勢的變化,是同全國抗戰形勢的變化密切聯絡著的。由於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的壯大,使敵人遭受嚴重的打擊。華北的百團大戰,更引起日本侵略軍的極大恐慌,從而把進攻的矛頭進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據地。百團大戰,的確令日本人震驚。

日本政府的“要人”們震驚了。1941年1月,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在貴族院、眾議院的軍事報告中曾說:“昭和15年度(1940年)敵人迄未進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產軍於是年在華北舉行大規模的出擊。”日軍在侵華之初,雖也在平型關等地連連吃過八路軍的苦頭,但總以為八路軍不過三萬之眾,掀不起多大的浪來。隨著八路軍抗日活動的發展,日軍的認識也逐步升級,1938年、1939年在日軍檔案中已屢屢提到“今後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一些所謂日方“有識之士”也頻頻指出要重視共產軍。但這些意見,見諸文字的多,落實行動的少。在第一線與八路軍交手的軍官重視得多,後方的“大員”、“要人”們重視得少。

而經過百團大戰的教訓,日本朝野都看到了八路軍不是區區三萬之眾,而是三十萬甚至更多,真正從思想上認識到,要論抗日,幾百萬國民黨正規軍也抵不上一支八路軍。

1940年9月下旬,八路軍攻克日軍據點後歡呼勝利

日軍華北派遣軍的將領們震驚了。日方文獻聲稱,“百團大戰”,“給了華北方面軍以極大打擊。因而促使方面軍,特別是情報工作負責人作了深刻的反省。從此以後,對共情報機構進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強,並使治安肅正工作得到徹底改善。”為此,日華北派遣軍一面把過去對八路軍、根據地的“掃蕩”上升為具有戰略意義的“正式的剿共治安戰”,並將此列為“空前未有的大事。”另一面請求增兵華北。戰後日方文獻稱:“那時候華北的兵力密度,平均1平方公里為0�37人,每個師團被平均分散配備在約200個地點。方面軍以此次百團大戰為契機,強烈要求總軍(日中國派遣軍總部)增加兵力。”

此前,華北派遣軍雖也多次要求增加兵力,但都沒獲批准。這一次事情卻出乎意料地順利。日華北派遣軍是在1940年12月9日提出“需要給華北增加3個師團,增援華北的時間最少要兩年”的請求,1941年2月14日,日中國派遣軍即“決定從華中調出不到兩個師團的兵力給華北。”具體地說,是日軍第11軍的第33師團(缺一個步兵聯隊)和第13軍的第17師團。

日軍華北派遣軍基層的官兵也震驚了。在百團大戰前,一般的日軍士兵雖說也很害怕八路軍的游擊戰,但心裡並瞧不起這種“不道德”的偷襲戰、伏擊戰。1940年前後在冀魯邊日軍長田部隊當上等兵的水野靖夫回憶說:在這裡我願附帶地說一下,以往關於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在我的頭腦里根本沒有什麼認識,關於他們的性質和本質也是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們不同於土匪,是一種所謂的正規軍,擁有一定的武器裝備。作為日軍的常識,也只是知道他們的打法是:敵眾我退,敵寡我進,抓住戰機,全面出擊。即便如此,我們也一直認為,在本質上和其他的馬賊、土匪還是沒有兩樣的。

“所謂的正規軍”,可見那時在日本兵眼中,八路軍不過是打著正規軍的牌子,卻是“馬賊”、“土匪”的打法,“百團大戰”後,日本兵才知道八路軍不僅能打游擊戰,也能打正規戰,且士氣高漲、戰術靈活,作風頑強,比國民黨軍要強百倍,心中懼怕與日俱增。冀中作家劉流創作的小說《烈火金剛》中談及,到1942年“五一”大“掃蕩”時,日本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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