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的責任置於所有其他國際義務和協作之上。犬養一方面努力遏制陸軍中的激進派，同時也對日本惡化與美國的關係感到很不滿意，因為日本在市場、技術、資本和原材料方面都有求於美國。
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政權在犬養同意陸軍佔領錦州之後，對日態度馬上變得硬冷起來。隨後國務卿斯廷森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決定了此後整個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對日政策。1932年1月7日，斯廷森透過向日中兩國正式遞交外交照會進一步加強了對日本的壓力，他宣佈美國政府將不承認由日本以武力在滿洲製造的任何政治變化。
第二部分：滿洲事變上海戰爭
斯廷森的不承認方針是否奏效，完全取決於胡佛的美國政府態度是否積極並且能夠迫使日本放棄滿洲。3個星期後，當中日衝突擴大到上海時，中國人組織了抵制日貨運動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上海也是英美商業利益的重要所在，華盛頓所能做的只是微弱的抗議而已。1932年2月23日，斯廷森在給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的公開電中曾暗示，如果日本繼續違反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美國可能開始增強其艦隊。即使是這樣，東京還是完全無視了這個警告。因為天皇和犬養內閣清楚地知道，隨著世界大蕭條的繼續惡化，關於滿洲的問題上，華盛頓和倫敦都沒有準備採取任何重大的措施。
1月9日，一份中國報紙刊登了一篇文章，對暗殺昭和天皇的企圖（櫻田門事件）沒有成功表示了遺憾和譴責，這引起了日本居民的憤怒，上海的局勢因此而緊張起來。9天后，陸軍少佐田中隆吉為了把國際社會的注意力從陸軍在北滿洲的軍事行動上引開，鼓動一夥中國暴徒襲擊了一群日蓮宗的日本僧人。帝國海軍認為這個事件是海軍向陸軍展示實力的絕好機會。因此，上海艦隊迅速得到增援，1932年1月28日，海軍陸戰隊在海軍少將鹽澤幸一指揮下開始登陸上海，並於當晚向中國陸軍第19路軍——駐守在外國租界附近，沿海岸展開的3�35萬人的部隊——發起挑釁。中國士兵頑強抗敵，在隨後的戰鬥中給了海軍陸戰隊以沉重打擊。從艦隊獲得增援後仍無法扭轉不利局面的海軍只好向陸軍請求增援。雖然犬養取得了天皇向上海派兵的許可，但是中國陸軍仍很頑強，使日軍再次遭到重創。東京的參謀本部組織了一支由白川義則大將指揮的精銳的上海遠征軍，增派了兩個師團。其後的戰鬥極其慘烈，中國軍隊最終被擊退，日本贏得了一個挽回面子宣佈停火的機會。1932年5月5日，在英國的調停下雙方簽署了停戰協議，中國也結束了抵制日貨的運動。
上海事件使裕仁認識到他的高階海軍將領們的魯莽和侵略性——正是這些軍官一直被裕仁和宮廷派當做幹練的、無狹隘偏見的國際主義者。受軍種間明爭暗鬥的驅使，明知一定會引發與美英間的問題，他們依然故意在中國的心臟地區滋事，圖謀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同樣重要的是，海陸兩軍都沒有從這個事件中吸取教訓，沒有從這次與現代中國陸軍進行的第一場大戰所遭受的慘重損失中學到任何新東西。他們一如既往——完全蔑視中國的軍隊和人民，將他們視為無知、飢餓農民的烏合之眾，缺乏民族與國家意識，只要一個猛擊就可以輕易地征服。裕仁本人可能私下裡也持有這個觀念。但是天皇比他的指揮官們更清楚日本在經濟封鎖面前的脆弱。他特別用心地囑咐白川要迅速平息上海的戰鬥然後返回日本。對於上海，裕仁行動堅決地控制著局面，而另一方面，在“農村”地帶的滿洲，他高興地袖手旁觀著他的帝國在擴張。
上海戰爭期間以及戰爭之後，日本的官兵都在實踐著1905年日俄戰爭後確立的決不投降的戰場教義，甚至到了病態的程度。1932年2月，被中國俘虜的空閒升少佐透過俘虜交換被遣返日本後，為了洗滌被俘之辱而自殺。空閒的尚武精神受到陸軍大臣荒木的表彰，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從這以後，被俘倖存下來的官兵經常公開地被迫自殺。很多書籍、電影和舞臺劇都歌頌了那些在上海前線主動奉獻了生命的“人體炸彈”、“肉彈”。這些故事提高了陸軍在國內的聲望，同時也增強了它在海外的神秘性。
第一次上海交戰之後，犬養內閣內部的意見分歧更加嚴重。在試圖控制部隊在上海的展開和軍事行動方面，犬養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天皇的支援——儘管軍人們的行動擾亂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天皇還是不願意懲戒他的軍官們。就在上海的戰鬥激烈進行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戰爭狂熱不斷加深，輿論對政友會內閣政策的批判也在增強。“直接行動”出人意外地發展到離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