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又一次告誡犬養“深為軫念攻擊錦州之對外影響”。然而，關東軍繼續推進佔領錦州，從而加劇了日美緊張局勢的惡化。
可是，當太陽旗飄揚在被佔領的錦州上空時，裕仁將他的擔憂放到了一邊。1932年1月4日，他釋出《軍人敕諭五十週年紀念日賜陸海軍人敕語》，號召全體將士對明治天皇敕諭進行認真思考。實際上這是一篇非常溫和的詔告。四天後，大概是接受了閒院親王的建議，他又釋出了《賜關東軍敕語》，嘉獎不服從上級命令的關東軍在“自衛”和打擊中國“土匪”的戰鬥中英勇作戰，“向內外宣揚了皇軍的威武”。透過廣播和報紙詔書在全國得到廣泛宣傳，起到了鎮壓反對意見和推動民眾趨近戰爭的作用。勿需說，對於犬養嘗試的恢復陸軍軍紀的努力，它沒有起任何正面作用。
之後的幾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軍人和文職官員的授勳和晉升，他們都是在滿洲戰爭和上海事件中的有功人員。這兩個事件在日本國內均得到極大的支援，而在海外卻恰好相反。關東軍司令本莊繁、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和海軍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爵位。裕仁對於陸軍在滿洲作戰的公開支援，正好與他即使在他們違反了命令時都沒有予以懲罰的做法前後一致。
從1932年1月末至3月，日中衝突延伸到了上海，西方對日本的譴責有增無減。當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1908—1912年在位）領導下的“滿洲國”傀儡政府建立時，犬養有意保留了對這個新國家的承認。作為一個分裂的政黨內閣的首腦，他的統治需要樞密院的幫助，要依靠緊急敕令和無視議會預算制定權威的緊急財政措施才能得以進行。即使在政友會以壓倒優勢贏得了2月總選舉以後，當犬養按照宮廷指示努力維持國內現狀時，仍面臨著強烈的反對。右翼極端主義分子和恐怖分子不斷地對他進行口誅筆伐，同時黨內的主要改革者森則試圖打破政黨體系，策劃聯合軍部建立一個新的、更加獨裁的政治秩序。
在犬養任職的早期，陸軍透過擁戴皇族的長老閒院宮載仁親王為陸軍參謀總長，強化了與皇室的聯絡，由此也排擠掉了高階指揮官金谷將軍，他是宇垣派的核心成員。與此相呼應，海軍推出了在清洗倫敦海軍條約支持者中起主導作用的伏見宮博恭親王，任命他為軍令部總長。這兩個強硬派的晉升意味著陸海軍大臣權威的衰落。兩個相互競爭的軍種現在可以利用它們高貴的皇族“權威人物”向天皇施加影響，控制它們在亞洲大陸上的軍隊。
在犬養內閣5個月的短命期間內，裕仁成為一個公開的、積極主動的事變參與者，而在事變開始時卻絕不是這樣。1932年初，他最優先考慮的是維護皇權相對於政治黨派，而不是相對於突然得了民心的軍隊的獨立性，同時動員公眾對滿洲軍事行動的支援。他還希望能夠保證政策和內閣人事兩者的連續性。因此，當一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在他從一個閱兵式乘馬車返回的途中試圖刺殺他的時候（1月8日櫻田門事件），天皇堅持內閣留任，而不是依照慣例全體辭職。此時，犬養取得政權還不到一個月。裕仁輕描淡寫了事件的嚴重性，就如木戶建議的那樣，避免了任何直接地、公開地表達他對恐怖事件的個人感受。新聞報道對事件起到了間接地、進一步淡化的作用，報道說他向被炸傷的兩匹馬“恩賜三公斤半的胡蘿蔔”。
這期間，日本繼續侵略滿洲和內蒙古，沒有遭到中國或蘇聯的軍事反擊。1931年12月31日，由於日本侵略的鐵蹄逼近了與北滿洲邊界劃分不清的蘇聯遠東附近地區，受到極大困擾的蘇聯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提案。不清楚裕仁對蘇聯這一提議的反應如何（假設他知道有這回事的話），但是犬養內閣乾脆將其束之高閣。日本表示拒絕的正式回答是在1年後的1932年12月。不過，斯大林的簽訂協議的提議一直堅持到1933年末，這時他判斷日本的威脅已經暫時消退。
1932年2月16日，關東軍司令部在奉天召集了一次中國合作者頭面人物會議，組建了東北行政委員會。第3天，委員會宣佈了新國家“滿洲國”的獨立。3月1日，“滿洲國”正式宣告建國。關東軍司令部自信犬養內閣將會執行陸軍的政策，所以便不斷向東京施加壓力，要它馬上承認這個新國家。11天后，犬養內閣果然同意了將滿洲和內蒙古從中國分離出來，建成一個“獨立”國家。不過，在承認新政權的合法性這一極為重要的問題上，犬養拖延了時間。
在這個問題上，犬養與軍部、森內閣秘書官長和外務省的一些官僚發生分歧。外務省是準備將對“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