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譴責，但這正是裕仁的特徵。事實上，他正在復活戰前的“雙重外交”的傳統習慣。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返回東京，解決剩餘的問題。在第一次工作會議上，杜勒斯闡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是否有權力在我們認為必要的期間、必要的地方、駐紮我們認為必要數量的軍隊？”希望在日本全國無限制地部署軍隊的杜勒斯擔心日本會試圖引美國讓步。但是吉田沒有做任何努力，即便是形式上的，去限制美國在獨立後的日本所持的特權，他簡單地就作出了讓步。美國獲得了軍事基地和治外法權；日本甚至還要建立一支5萬人的“代用”軍隊。顯然，吉田表現得很無能。但是他在這些談判中的失敗表現——同意設立基地以取得力量平衡；反駁杜勒斯關於美國將軍隊留在日本是一種友善行為的論點——恐怕更多地與裕仁的影響有關，而不是他自己的失誤。
為了促進和平條約的商討和談判，裕仁及其親信與美國對日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接觸了多少次我們無法確定。我們不能過分強調他們的影響。但也不能忽視裕仁所起的作用。1951年2月10日，裕仁在皇宮為杜勒斯舉行了晚宴。那一年，他還在其他場合與杜勒斯至少見過兩次面。這位未來的美國國務卿一定不會將昭和天皇僅僅視為一位禮儀上的元首。
朝鮮戰爭導致日本的社會狀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初期那股要發展民主主義的熱情冷卻下來，左翼領導的工會組織受到了攻擊。對左翼的政治鎮壓風潮隨之而起，吉田政府和日本公眾對新生的和平運動，以及對批判天皇表現得越來越無法容忍。那個夏天，諷刺雜誌《真相》報道了一名來自長崎縣佐世保市的青年稱自己是裕仁的“私生子”。吉田首相代表裕仁提起了訴訟。很快，《真相》的發行商佐和慶太郎以誹謗罪被判了刑。就是裕仁最小的弟弟三笠親王也因為公開反對復活“紀元節”（建國紀念日）和警告軍國主義的危險性受到了批判。
1950年11月末，在接受了杜魯門授權越過三八線佔領朝鮮北部的兩個月後，也就是受到中國的警告——美國（而不是南朝鮮）部隊的進攻將威脅到中國的安全並將導致中國做出直接反應——的幾個星期後，麥克阿瑟得知中國說要做出反應的威脅變成了現實。中國30萬人的部隊越過邊境進入了朝鮮。魯莽地擴大戰線的美軍很快敗北，不得不大幅度後退，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到了1951年1月，曾經命令部隊挺進到鴨綠江邊，如今變得恐慌沮喪的最高司令官在杜魯門政權的眼中，只不過是一個危險的政治上“棘手的花瓶”。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學生舉行和平集會
在新任命的第八軍司令李奇微中將將中國軍隊的推進阻滯在三八線附近之後，麥克阿瑟再次超越許可權，發表了未經授權的公開宣告，威脅中國說，“除了勝利，別無選擇。”4月11日，憤怒的、忍無可忍的杜魯門終於因其反覆違抗命令並企圖將戰爭擴大到朝鮮以外的地方而罷免了他。四天後，裕仁對在戰爭中打敗了他而在和平時期又保護了他、享有很高聲望的元帥朋友進行了最後一次告別拜訪。在日本期間，儘管裕仁的隨從曾竭盡全力邀請，但麥克阿瑟一次也沒有去過皇宮。1951年4月16日，麥克阿瑟啟程回國。在他驅車前往羽田機場的途中，道路兩旁是被征服的國民組成的長長的送行佇列。歡送的人群中，吉田首相和宮內廳的代表向他揮手道別。
六年多的時間裡，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成為裕仁生涯中最重要的人。他敬仰將軍堅忍不拔的意志，視他為一個能夠適應新形勢的成功的角色扮演者。他的免職使裕仁感到震驚。這是否預示著和平條約的締結將延遲？也許美國的基本政策要發生改變？朝鮮戰爭要進一步擴大？4月22日，裕仁再次直接詢問杜勒斯以尋求答案。杜勒斯感到很不耐煩。他回答說：他“無意討論事情的功過，但是它至少是一個在我們的制度下，平民高於軍部的示範這件事也值得日本深思。”談論就到此為止。
1951年10月，裕仁準備啟程訪問京都及其他三個縣。1000多名京都大學的學生舉行和平集會，抗議吉田政府9月8日簽署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和日美安保條約。他們發出了致“人間天皇”的“公開信”， 把矛頭對準了重整軍備：“我們不得不承認，你現在，在單獨講和與重整軍備的日本，還想像過去那樣，作為戰爭意識的支柱發揮作用。”11月12日，當裕仁出現在京都大學時，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條幅，上面寫道：“在曾經是神的你的手上，我們的先輩在戰場上被殺死。請你絕對不要再次成為神。請不要讓我們再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