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過體驗的人在回憶時都反覆地描述過。他們的共通之處是有一種充實感，為能與天皇一起拼命工作，並一起遭受磨難。
而另一方面，無論怎麼進行形象處理，也無法抹去他的戰爭責任。對天皇的淡漠感也在擴大。在少數左派人士那裡，他的不善言談依舊是嘲笑的物件。
美國和日本的外交準備正朝著和平條約的方向快速推進著，和平條約將把日本納入美國領導的對抗蘇聯和中國新生的共產主義政權的集團當中。裕仁此時秘密地使自己參與到這個程序中來，使美日單邊軍事同盟的協商變得更加容易，關於這個協商，事實上日本給了杜魯門政權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挺進到鴨綠江
根據歷史學家豐下楢彥的推想，裕仁的外交介入是在1950年4月18日他與麥克阿瑟第十次會面之後隨即展開的。兩位領導人之間的問題（1947年5月6日的第四次會談以來）一直是放棄戰爭的憲法，和彼此對憲法重要性的認識。據第九次和第十次會談時給天皇作翻譯的松井明所言，1949年11月26日，正值關於和平條約的爭論不斷升溫之際，他們討論了“和平問題”。4月18日的會面中，話題中心是共產主義陣營對日本的威脅。據說，兩次會面中，麥克阿瑟都宣揚了“第九條的精神”。而除了公共宣傳目的之外從來不具有和平主義傾向的裕仁則堅持認為只有軍事力量才能保護日本。也許是感覺到在日本的安全問題上，他與最高司令官之間的分歧是無法克服的，天皇最終決定迴避這個問題。
可能有兩個背景因素影響了他。1950年2月，蘇聯重新提起了裕仁的戰爭犯罪問題，以他在二戰中批准使用生物和化學武器而要求對他進行審判。
另外，4月6日，共和黨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律師被任命為國務卿迪安·艾奇遜的特別顧問，這引起了東京和華盛頓對和平條約的談判將重新開始的推測，自1949年秋以來，有關和平條約的談判因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意見不一而受阻。豐下推測，裕仁與麥克阿瑟的第十次會面後，財政大臣池田勇人赴華盛頓時，曾帶去天皇給麥克阿瑟的財政顧問約瑟夫·Ｍ·道奇的秘密私人信件。信件的“大意是［吉田］政府希望儘早締結講和條約。即使這樣的講和條約締結了也可能需要讓美國軍隊在日本駐留，如果從美國方面不好說出口，作為日本政府，探討由日本方面提出的方式也可以。”簡而言之，是裕仁，而不是吉田，做出了加速締結和平條約的第一份努力，和平條約將結束佔領統治、在日本保留美國軍隊和軍事基地，並將歸還日本的獨立。
杜勒斯6月下旬來到東京，開始了結束佔領的和平條約與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全面談判。當他與吉田第一次會面時，他對這位首相感到很失望。在安全保障問題上，吉田與裕仁不同，表現出一副不慌不忙、不情願接受安全保障問題制約的樣子。三天後，6月25日，北朝鮮派遣軍隊越過了北緯38°線，向南朝鮮的內地進軍。分裂的朝鮮半島的區域性紛爭轉變為全面內戰。一向反應迅速的杜魯門政府立即決定美國進行軍事幹涉，一夜間將衝突國際化。麥克阿瑟在東京的司令部，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就對北朝鮮展開了陸海空的軍事打擊。
與此同時，裕仁得知了吉田與杜勒斯的糟糕會談。戰爭爆發的翌日晚上，他透過宮內廳的松平康昌給杜勒斯帶去“口信”，表達了對吉田的不信任。根據杜勒斯的記述，口信的“要點”是，美國官員“前來日本視察實情時，只能見到日本政府中得到ＳＣＡＰ正式認可的日本人顯然，ＳＣＡＰ認為他們有持有軍國主義的觀點，因此害怕接觸這些經驗豐富的人物。”但是，正是這些多數已被解除公職的幹練官僚能夠向“關心將來日美關係的美國人提供有益的建議和協力”。裕仁“建議在有關和平條約的條款進入最終程式之前，應該設立一個由真正代表國民的日本人構成的某種形式的諮詢委員會。”
在《新聞週刊》的兩名記者，哈里·克恩和康普頓·帕肯漢姆安排的晚宴上，松平向杜勒斯傳達了“口信”。早在兩年前，對麥克阿瑟的經濟改革和戰犯清除持批判意見的克恩和帕肯漢姆就組織了一個“美國對日協議會”，致力於促進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往來。裕仁也許認為，涉及到和平條約和軍備重整問題，自稱“臣茂”的吉田已不再是“日本國民的真正代表”。對於裕仁來說，克恩和帕肯漢姆再開了一條繞開首相的新的、獨立的渠道，就像他先前繞過麥克阿瑟一樣（原文如此），透過這兩個人，他可以與華盛頓進行溝通。在憲法上這應該受